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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是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家母几次让他到北平来，但他总不肯，他认为上海的环境是很适宜的，不愿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鲁迅的去世，举国震惊，悼念之势，铺天而来。此时周作人的心态，一定复杂得很吧？看到左翼文人的敬仰之情，他似乎觉出肉麻和宗教式的圣化；而右翼文人的谩骂，他似又不能全都苟同。10月24日，他写下了《关于鲁迅》一文，对其兄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但对其晚年思想闭口不谈，而多言鲁迅在学问与文艺上的成就；十几日后，又补写《关于鲁迅之二》，也多生平史实，鲜及鲁迅思想深层的问题。他似乎不愿深究鲁迅精神深层的问题，那里有许多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鲁迅看问题的透彻，他是佩服的，至少《呐喊》里的小说，他就做不来。他早期曾出版过文言小说集《孤儿记》，无论技巧还是寓意，和鲁迅均难相比。忆旧的散文方面，鲁迅的那种清丽、幽怨，周作人亦做不到，除了典雅可与其兄比肩外，在艺术的尚达上，与鲁迅是有距离的。就杂感的写作而言，鲁迅的辛辣、尖刻、猛烈，他虽不喜欢，讥之为“骂人文章”，但就风采而言，也不及鲁迅的伟岸和高远。周作人仰慕的是清淡的文字，平和的韵致，可就文章的总体质量而言，鲁迅不像他那样重复自己，观念缺少变化。鲁迅几乎没有重复过自己旧时的作品，每一篇均有新意，几无失败之作。周作人的文字，美质虽多，可情趣的单薄，便常使人对其文字生出疏离之感。鲁迅的文字是从生命深层喷吐出的，而周作人有时不免生硬地制作，虽做得好、做得高妙，但毕竟与读者有距离。我想，这一点，周作人本人是清楚的。他对鲁迅这一切，均理解颇深，但他从未把鲁迅看成英雄，未把他视为伟大的巨人。他眼里的鲁迅，多凡夫俗子之态，不过智慧超过常人而已。50年代后期，曹聚仁将自己写的《鲁迅评传》寄给他，他看完后说：“世无圣人，所以难免有缺点。”对曹聚仁的书很是称赞。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P147），正是十分沉痛。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而这仇人是生花柳病，至男根烂掉而死，也想不出有这样的。），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焰头”（旧戏中出鬼时放“焰头”，讲话时多加藻饰形容的话。）。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便也不是他的假造的。［7］
这里的态度，比30年代骂鲁迅时的口吻，已有收敛，但与社会普遍流行的“鲁迅观”，距离很大。不把鲁迅看成神，是对的，50年代以后出现的过高的评价鲁迅的文章，在立论上有许多均难成立。走向形而上学，是鲁迅研究史的一段悲剧，周作人指出时风的弊病，我以为有真言在焉，并无什么恶意。但认为鲁迅“做作”，恐难以成立。人都有外饰自己的时候，即便圣人，也在所难免，但鲁迅一生，可说是光明磊落的。晚年认知上虽有偏差之处，如对一些文化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看法的转变，受主观条件限制而失之于偏颇。但大致说来，是真人，无伪态。周作人对鲁迅世界的看法，阴暗面还是太重了。
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后，鲁迅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许广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过交谈。大致说来，他对周作人的才气和学识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做声了。”［8］可见这里有着对其弟的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译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北京已沦入张作霖奉军手中，他深为周作人的处境担忧，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鲁迅从三弟建人那里，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9］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10］
对周作人的一片爱意，已流入笔端，可见鲁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对周作人，尚有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谦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鲁迅写信给他，实则间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让章廷谦转达自己的问候也未可知。鲁迅在受辱后的几年内，对二弟尚有此关切之情，是令人感动的。
鲁迅对三弟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启孟真昏。”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亲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而谈及羽太信子时，也颇有微辞，对她的行为多有不满。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后对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边的。鲁迅回北京省亲时，在致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后又谣传H．M．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11］这里，“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鲁迅母亲。此信可见出周氏家族内在矛盾之一斑。这矛盾的原由，在鲁迅眼里，乃羽太信子使然。谈及周作人，只以“颇昏”二字语之，其分寸感是很强的。
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