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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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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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