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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