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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派”是这个时期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要敌人。他们否认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党，赞成各个团体保持零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列宁和他创办的《火星报》就是对准他们开火的。
《火星报》最初几号的出版（1900－1901年），意味着转向一个新的时期，即把一些零散的团体和小组真正组成为一个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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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
（190l－1904年）
一1901－1904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十九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国。在危机年代（1900—1903年）倒闭的大小企业将近三千家。有十万多工人被解雇。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大降低。工人先前通过顽强的经济罢工从资本家那里争得的一点让步，又被资本家夺回去了。
工业危机和失业并没能阻止和削弱工人运动。恰巧相反，工人的斗争愈来愈带有革命的性质了。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最后，工人又转到游行示威，提出关于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
1901年，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与军队间的流血冲突。工人们只能用石头和铁块去反抗武装的沙皇军队。工人们的顽强抵抗被击破了。接着就是残酷的镇压：约有八百个工人被捕，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服苦役。但英勇的“奥布霍夫防卫战”对俄国工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同情的浪潮。
1902年3月，巴土姆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些行动都是社会民主党巴土姆委员会组织的。巴土姆的游行示威激发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农群众。
同年，在顿河岸罗斯托夫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开始是铁路工人，接着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参加进来。罢工激发了全市工人。在城外开了几天的群众大会，到会工人达三万之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宣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一些人发表了演说。警察和哥萨克无法驱散这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会。有几个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送葬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示威。沙皇政府只是从邻近城市调来大批军队，才把这次罢工镇压下去。罗斯托夫工人的斗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1903年的罢工规模更大。这一年，在南俄各地，包括整个南高加索（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和乌克兰各大城市（敖德萨、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发生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罢工更持久更有组织了。同过去工人阶级的发动不同，现在工人的政治斗争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领导的。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奋起同沙皇政权作革命斗争了。
工人运动对农民发生了影响。1902年春夏两季，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和伏尔加河流域，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了。农民烧毁地主的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杀死他们痛恨的地方官和地主。政府派遣了军队来镇压起义的农民，向他们开枪射击，成百地逮捕他们，把许多领导者和组织者关进监狱，但革命的农民运动仍有增无减。
工农的革命发动表明俄国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了。
学生的反政府运动也在工人革命斗争影响下加强起来。政府为对付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课封闭了学校，把成百的学生关进监狱，最后还想出了把不肯屈服的学生送去当兵的办法。对此，全国各大学学生于1901年底至1902年初这个冬天举行全国总罢课。参加这次罢课的达三万人。
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使自由派资产者和那些把持着所谓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地“抗议”沙皇政府采取“极端行动”迫害他们在大学念书的子弟。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派分子的据点是地方自治局。所谓地方自治局，就是专管有关农村居民的纯粹地方性事宜（修筑道路，建造医院和学校）的地方管理机关。自由派地主在地方自治局里占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同自由派资产者有密切的联系，差不多同他们融为一体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已开始从半农奴制经济过渡到更为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部分自由派当然是拥护沙皇政府的，但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担心正是这种“板端行动”会使革命运动加强起来。他们害怕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但更害怕革命。自由派抗议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是想一举两得：第一，“开导”沙皇；第二，给自己戴上对沙皇制度“大为不满”的假面具，以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离开革命，从而削弱革命。
当然，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对于沙皇制度的生存没有任何危险，但它毕竟表明沙皇制度的“永恒”基础情况不妙。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导致1902年成立了资产阶级的“解放社”，它就是后来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沙皇政府眼见工农运动的洪流在全国日益汹涌澎湃，就拼命来制止革命运动。对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愈来愈多地采用武力，枪弹和皮鞭已成为沙皇政府回答工农发动的通常手段，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
沙皇政府除加紧施行高压手段外，还企图用其他一些较为“灵活的”不带高压性的办法来引诱工人离开革命运动。曾经尝试建立一种受宪兵和警察监护的冒牌工人组织。这种组织当时被叫作“警察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以建立这些警察的工人组织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而得名）。沙皇的保安局通过自己的奸细力图欺骗工人，说沙皇政府自愿帮助工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祖巴托夫分子向工人说：“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还何必搞什么政治，何必干什么革命呢。”祖巴托夫分子在几个城市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04年，加邦神父按照祖巴托夫组织的样式，为着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名为“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的组织。
但沙皇的保安局控制工人运动的尝试没有得逞。沙皇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对付不了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把这种警察组织一扫而光。
二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的机会主义。
《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虽然1898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没有人去恢复它。不仅如此，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了。
如果说1884—1894年是战胜民粹主义，为建立社会民主党而从思想上进行准备的时期，1894—1898年是试图（虽然没有成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成社会民主党的时期，那末1898年以后的时期，就是党内思想上组织上混乱状态更加厉害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增加了革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了。于是知识分子中的大批革命青年涌进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在理论上很孱弱，在组织和政治上没有经验，只是从当时充满出版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作品中获得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的、大部分是不正确的概念。这种情况，就使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理论和政治水平降低，使其中掺进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情绪，使思想上的混乱、政治上的动摇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起来。
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显然逼近，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当时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各个地方委员会、团体和小组的情况非常不好，它们的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非常厉害，使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成了极其困难的任务。
其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建党工作必须在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烈火中进行，沙皇政府经常把一些组织中的优秀工作人员抓走，把他们送去流放、关进监狱和判处服苦役。其所以困难，还因为很大一部分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除了本地那种细小的实际工作外，什么事情也不愿过问，不懂得党内缺乏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的害处，习惯于党的涣散状态，习惯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并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政党也可以过得去。
要建立集中的政党，就必须克服各个地方机关的这种落后性、守旧心理和狭隘的实际主义。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时党内还有很大一批人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在俄国有《工人思想报》，在国外有《工人事业》杂志），他们从理论上为党内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辩护，甚至往往赞美这种状况．认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个不必要的和臆想出来的任务。
这些人就是“经济派”和他们的信徒。
要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击败“经济派”。
于是列宁就来执行这些任务和进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
关于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应该从何着手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要建立党必须从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认为召开代表大会就能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起来，把党建立成功。列宁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首先必须把党的目的和任务问题弄清楚；必须知道我们所想建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党；必须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