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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装的是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香烟，一个堂堂的经理，经常是低眉顺眼笑眯眯地给每一个民工发香烟，有时还要替他们一一点上。新装修店面的地坪全部是马赛克的，这就需要细细琢磨，刘瑞旗亲自督战，他干脆坐到磨石子的电动机上面，让民工们推着一点一点地磨。巨大的轰鸣声刺激着他的神经，险些将他的耳膜给震破了，他却乐此不疲。如果民工们加班加点，晚上装修超过10点，他还会拿着钢精锅子到云南路美食街替他们买夜宵！
在刘瑞旗的精神感召下，装修自然如期完工。刘瑞旗将恒源祥三个字的老招牌重新拿了出来，黑底金字新漆了一遍，然后又做了只巨大的绒线球和两根巨大的竹针，将它们精心布置在店堂里，最后在1987年9月16日的《新民晚报》作了通栏广告：
恒源祥绒线商店装修峻工暨店庆五十九周年（应该是六十周年——笔者注）绒线、羊毛衫汇展。日期1987年9月18日至20日。
广告上一一列上了35家祝贺单位，其中就有前文中所提到的让刘瑞旗狠狠吓了一跳的无锡东亭毛线厂。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已是94岁高龄的恒源祥创始人沈莱舟先生在病中看到了这则广告，兴奋异常。他掐指一算，对晚年经常陪伴着他的席孟博先生讲：他们少算了一年，恒源祥应该是60周年店庆了。刘瑞旗这个小家伙不简单，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非常大。席孟博看到沈莱舟先生那副高兴的样子，答应等他身体稍好一点，让他坐在轮椅上推着他到店里去一趟，看看恒源祥，会会刘瑞旗。沈莱舟含笑答应了，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还不到10天，沈莱舟便与世长辞。恒源祥的两代掌门沈莱舟与刘瑞旗擦肩而过，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当时绒线销售的火爆！1987年，广告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就拿传统媒体广告销售最好的《新民晚报》来讲，一天报纸刊登的广告不过四五条。但绒线羊毛衫广告却极为走俏，单单1987年的9月，刊登绒线羊毛衫的广告就超过10家，囊括了市百一店、二店、四店、五店、七店、九店等上海所有的大百货公司以及万象、开开、恒源祥等上海最大的绒线专业商店。9月18日，恒源祥店庆展销第一天，商店门口人山人海，排队的人围绕着广西路、九江路、贵州路一直到南京路足足兜了一个圈，连警察也出动了在一边维持秩序。此时绒线业已经开始放开，票证刚刚取消，但全毛绒线依然十分行俏。刘瑞旗惊讶地发现：好像全中国的绒线贩子都到恒源祥来了！他赶忙作出一个规定：不准卖大户，每人一次只能买２斤。
1987年终于顺利度过。恒源祥全年的营业额为1043万元，利润60余万元，比1986年恒源祥819万的经营额要高出224万，利润也多出10万元。但是恒源祥的这一次装修却花去了27万，刘瑞旗被上级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写了“深刻检查”。其实在写检查这个问题上，刘瑞旗只是“牛刀小试”，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
破茧 1（3）
1988年初，上海掀起了一股修志修史的热潮。黄浦区志史办的同志来到了恒源祥，找到了刘瑞旗。他们讲恒源祥是一个有60年历史的老店了。刘瑞旗回答说：这我知道。志史办的同志又对他讲：恒源祥的创始人沈莱舟先生是很有个性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听说他才刚刚去世……其实刘瑞旗是晓得沈莱舟先生在1987年9月25日去世的，他当时正在外地，所以委派了胡文忠代表自己出席了追悼会并代献了花圈，但他一直为没能最后见上沈莱舟先生一面感到遗憾。时间越久，这种内疚和遗憾越发磨人。于是他边听志史办的同志介绍，边找了一些恒源祥的老职工了解情况，更加深了对恒源祥的了解与对沈莱舟先生的敬佩之情！这两个并无血脉关系的人仿佛心是相通的。他立下了一个誓言，只要自己将恒源祥的事业做大了，一定为沈莱舟先生立下一个铜像——1997年11月11日，在恒源祥成立70周年的时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专门从北京送来了他的题辞“绒线大王恒源祥”。当时他的秘书给他准备了多条题辞，让邦国同志参考。诸如“祝贺恒源祥创建70周年”等等，但邦国同志稍加思索，写下了“绒线大王”这几个字。这自然是对恒源祥的极大褒奖！与此同时，恒源祥公司在金陵东路恒源祥大厦总部底层竖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沈莱舟先生铜像。刘瑞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每一位到恒源祥来的人，第一眼便会看到沈莱舟先生那聪慧而又慈爱的目光。
志史办同志的到来，也促使刘瑞旗抓紧办了一件事，就是为恒源祥注册一个商标。现在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的邢冬生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位年轻的百货公司经理急匆匆地找上门来，说是要给他们的绒线店注册一个商标。他取出了一大堆当时著名绒线品牌的名字。其实当时人们的商标意识非常薄弱，有的名牌名字叫了几十年，但都没有注册过，要随便注册一个名字真是太容易了。邢冬生想了一下对他讲：你为什么不注册恒源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刘瑞旗大喜过望，于是花了200元的注册费，将恒源祥这个名牌注册下来了。现在经评估师的精确评估：恒源祥这3个字的品牌今天的价值至少是８个亿人民币！俗话说，一字千金，这当年仅仅花了200元人民币注册下来的3个字，现在是万金也难换了！
1989年初刘瑞旗又一次找到邢冬生，这一次他是要给恒源祥今后生产的绒线注册一个商标，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小囡牌（小囡：吴方言，意思是乖孩子）。注册费花了800元。当时刘瑞旗还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小囡牌商标的图案。据外界普遍流传的故事版本，说现在小囡牌的注册商标中的那个男孩，是按照童年时代刘瑞旗的照片拷贝设计的，《新民晚报》、《文汇报》等都刊登过这个故事，刘瑞旗在讲演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尽管刘瑞旗长着一张非常中国化的脸，孩提时代的照片浓眉大眼、十分秀气，但这些都是刘瑞旗宣传恒源祥品牌的一个策略。现在，“小囡”作为恒源祥的一个副商标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并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销售别人的绒线和羊毛衫的商店来说，这两个举动令人费解。刘瑞旗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来向世人昭示：这两块牌子是他的？他拿了这两块牌子想干点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刘瑞旗的高瞻远瞩与良苦用心！
1989年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讲是终生难忘的一年，对于刘瑞旗来讲，更是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搏杀与考验。1989年初，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大涨，作为国家计划经济重点调控的绒线，1989年2月物价局发出指令：全毛绒线涨价百分之五十。这时候，绒线按人按户供应的票证早已取消，但涨价百分之五十以后，花色好的尚能销售，花色差一点的已经开始滞销。到了1989年10月，绒线的销售旺期到来，物价局再次发出指令：全毛绒线在2月份已经涨价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再次涨价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讲10月份与2月份的价格相比，涨了一倍还不止。比如混纺毛线从原来的13。8元1斤涨到了30元；编号为“272”的全毛绒线从17。64元1斤涨到了45元！这一下花色好的毛线也难销动，而那些黑的，灰的，大红，大绿等颜色的毛线全部搁煞在柜台上或仓库里，营业额从平常每天销售绒线1200来斤，一下子跌到平均每天销售200斤都不到，有时一天下来一斤也卖不掉！
刘瑞旗心急如焚，这时候他急的不是没有绒线，而是绒线积压在仓库里实在是太多了，至少搁煞了他两三百万元的资金！而当时恒源祥一年的营业额也只有1000万！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的杠杆来调控价格，该涨价的时候涨，该降价的时候降，而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应该将这些积压在仓库里滞销绒线的价格大大地降下来！
但是要想把绒线的价钱降下来，谈何容易！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价格是核心。每一样商品进价多少钱，卖多少钱都是由物价部门严格核定的，许多大人物说了都不算数，更不要讲像刘瑞旗这么一个小小的恒源祥绒线商店的经理了！但刘瑞旗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要碰一碰商品价格这个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要害和核心。他打了报告，要求降价，他仔细算了一下，按照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高粗的全毛绒线从51元多降到36元，混纺绒线从30余元降到23。8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和设想，按这样的价格销售，恒源祥积压在仓库里的两三百万元绒线均跌进了成本，至少要亏损10多万元。如果加上经销成本，还要亏损10多万元，两项相加，超过20多万元。但刘瑞旗胸有成竹，他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要做成这一桩亏本的买卖。
破茧 1（4）
报告打了上去，区百货公司以及其它单位都没人敢批，有人还冷嘲热讽，讲刘瑞旗是痴人说梦！于是报告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刘瑞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亲自出马，直接将报告送到了上海市物价局。几天过去了，报告如石沉大海，一点信息也没有。刘瑞旗于是又将电话打到了物价局。电话是一位姓马的处长接的，历史应该好好地为这位马处长记上一笔。刘瑞旗问：我们恒源祥打上来的报告您收到了吗？马处长回答说收到了。刘瑞旗又问：那为什么还不批下来？马处长笑了：批下来？你是要批同意还是要批不同意？事情不象你想得这么简单——刘瑞旗连忙插上话去：自然是批同意喽！我们恒源祥是靠卖毛线吃饭的，毛线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我们拿什么来吃饭——马处长讲：这我晓得。他在电话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