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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应该是可以代表大部分人、至少是一部分人利益的。目前的这些代表，是不是太集中了一些？他们能关心社会底层吗？能关心社会大众的利益吗？
我不是不相信这些人的人品，我只是怕这些人并不了解民间疾苦。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9 21：13
天涯上的文章，顺便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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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刘苏里兄的博文《这样的消息听听也无妨》提到陈志武教授的这篇《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故特找来看看。在北大光华楼听过陈志武的一次讲座，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孝道文化的终结。
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
作者：陈志武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 （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