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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所有中石油这个超级大盘股在开盘首日涨幅过百，简直不可思议，而在首日交易后，大部分的筹码都落入了散户手中。
中国石油或许能涨到100，但是可以断定的是，在中石油套牢的散户，要解套，恐怕要等上好一阵子了。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7…12…13 20：30
一位人大博导的自杀和他生前的一篇文章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三个月，余虹竟然选择了坠楼。
学术生涯正处于鼎盛期
警方在事发现场发现了余虹写给人大文学院院长的遗书，遗书中表达了对文学院同事的感谢及对朋友的祝福。此外，余虹还在遗书中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人大文学院。人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昨天表示，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的家属料理后事。余虹在复旦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后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学者的辞世伤痛心绪难以言表———一对亲密师生从此阴阳两隔。复旦大学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中心也为失去这样一位颇有见地的兼职教授而感到痛心。朱立元说：“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来看，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的主编。如果他的学术生涯能继续下去，一定能有相当建树。他做出了这种选择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在旁人眼中，余虹是个重朋友重情义的人，在朋友面前，他常处于话不尽兴人不归的状态。每次朱立元去北京出差，余虹都会周到地款待老师，带着老师去各处遛遛。但就在三个星期前的11月12日，朱立元去北京开会，原本约好的见面却因为余虹的胃疾而取消了。余虹在这天忍着胃痛给学生连上数节课之后感觉犹如虚脱一般，在电话中他对老师说：“非常想念，但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碰面。”没想到，那次却成为最后的道别。
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他最近人显消瘦，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然而，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坠搂的理由。余虹的一位同事向早报记者表示，余虹虽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在生前处于单身阶段，但有朋友同事及学生的陪伴，这些经历并未造成太多创伤，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进行了调查，人民大学校方表示，已经排除了他杀与意外坠搂的可能性。
事实上，余虹在学术领域内堪称处于前列。朱立元回忆说：“他无论做什么样的研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学术嗅觉相当敏锐，在他这样一个年龄层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应当引起关注的。”在1999年，朱立元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余虹的学识已不容小觑。199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研究只是在哲学领域内形成一股潮流，而余虹则是在文学领域内较早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人，他将海德格尔与文艺理论做了一次贯通，与他人合著了《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在《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他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脉络。
死被赋予的哲学意味
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1999年，在复旦博士后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得知他的去世消息后，大家都始终不敢相信，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还在他的博客中留言诉说，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他的举动成为生前最后一课。一位学生这样在他的博客这样留言道：“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
今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在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已流露出了对彼岸世界的种种猜测。“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在博客中他这样写道，而此刻，他是否找寻到了被庇护的美呢？
从这篇博客中也证实了余虹的选择或许并非遭遇了外界的不公，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余虹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在相当长时间内，余虹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简介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欺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
◇背景
令人扼腕的文人自杀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其《论自杀》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宗教等；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自杀事例最知名的是王国维的沉湖，其后的“文革”动乱中，出现不少知识分子集中性自杀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这些自杀多属于杜尔凯姆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现象。
一些研究者认为，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是促使他们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愿”，“文革”时期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述
余虹：命运七七
1977年，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幸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1970年，经过三年武斗的停课闹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个小镇复课闹革命了。小镇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而我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儿女就没有权利上学。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想不通，至今也没有想通。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关系？“高考”是什么意思……（节选）（记者 程奕）
一个人的百年
余 虹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