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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 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其主要内容是：“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
的襟怀；“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天下一家之情怀，等等。 同时，他们也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并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展望。 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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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 他们还对“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不相容。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由于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而造成的精神价值的解体，使现代新儒家们更坚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确，因而更加活跃，掀起了“儒学复兴”的波澜。 其基本观点，与５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是同一思想方向，只不过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攻击更加明显、激烈而已。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屡遭挫折、经济建设落于人后的诘难，随着人们对“文革”文化专制的反思，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开放过程中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命运、尤其是和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在这股潮流中，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播散到了大陆。 思想史界、哲学史界以至历史学界，都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半部《论语》治天下”
，甚至“一句就可以了”的声浪，一度在学术讲坛上喧嚣。文学界的寻根热潮，特别是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诋毁“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儒学复兴”
的鼓吹者们在大陆找到了“知音”
，似乎看见了一抹希望的曙光。总的说来，现代新儒家代不乏人，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都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致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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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取得“共识”
，以弘扬中国文化。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四、中道高于西器。 认为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末。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 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五、中西文化可以融合。 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
、“认识的主体”
、“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
，以便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育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六、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他们立足传统，面对现实，放眼世界，欲图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而又保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七、具有鲜明的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挺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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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着保守的政治立场。 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其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虽然欣赏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但仅仅是从二者都是西方的产物，是作为“以毒攻毒”的现象而冷眼旁观的。 他们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传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诚然，现代新儒家们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否定固然是错误的，但他们思想中仍不乏给人以启迪的东西。 对于如何使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怎样和西方文化结合，这两个我们至今仍在苦苦思索的基本点，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在既不因袭传统，又不全盘否定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积极精神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以及如实分析中西文化的长短处，使之互补，融铸新的文化体系方面，现代新儒家们的辛勤探讨，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而他们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则是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交往中所应当学习的。总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扬弃，而不应简单否定，或盲目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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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７６４
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哲学
一、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管理
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公元２８５年，百济博士王仁东渡扶桑，献讲《论语》，儒学开始在日本传播。 公元６０７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
，儒学开始成为日本封建主义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公元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人们开始重新阐发传统的儒家学说，使之适应工业社会管理活动的实际需要。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
的涩泽荣一（公元１８４０—１９３０年）
，一生参与创立或主持过６００多家工商企业。他积其成功经验，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说”。涩泽认为，《论语》一些道理，可以运用于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论语》讲忠、孝、仁义、信，“算盘”则要求经商谋利；但忠孝仁义信与经商谋利并不矛盾。 涩泽指出，过去武士阶级提倡“和魂汉才”
，现在用在工商企业上，应该改为“士魂商才”。这里所谓“士魂”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人们从事工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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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士魂”的培养固然要以《论语》为本；而“商才”的训练，除了通过实际锻炼之外，也可以从《论语》中去学习“求富”
、“富民”
、“富国”
、“利己利人”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 涩泽说：“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则论道德之《论语》，自当为培养商才之所依。”
①
涩泽的“论语加算盘说”
，抽象地说，就是“经济道德合一论”。它为儒家思想从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企管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此以后，儒家学说始终成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概括起来，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中心的经营观念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及其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
②，“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③。 日本企业家深受这一思想影响，提出“人力资本”的观念，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在他们看来，越是在现代社会，人越显得特别宝贵；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经营的基础是人……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销售方法、资金等固然重要，但人却是这些东西的主宰。 尽管有钱，有产
①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第１９页台湾，允晨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７年版。②《孝经。 圣治章》③《荀子。 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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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①
日本企业家对于人力因素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关心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具体行动上。 如“职业生涯发展计划”
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这一计划的日本企业，把员工的职业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予以终生的培养和使用。第一阶段是从进入企业到２８岁左右，由于刚进入社会，有求知的欲望；第二阶段是３０岁左右，能积极应用学得的技术；第三阶段是从３５岁到４０岁上下，已经进入成熟时期，能充分发挥所积累的经验，领导属下人员一起工作；第四阶段是４５岁以上的职工，已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活跃在企业的各个部门。 对于这四个阶段的不同对象，日本企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使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二）义利并举的经营方针
儒家十分重视“义利之辨”
，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②。 对此，历来人们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指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
①《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第２２卷，台湾名人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页。②《论语。 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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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之道。“
①这就表明，以涩泽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他们所极力发扬的是儒家义利观的积极东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