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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实、从政治到学术展开批判，呼吁通过民智、民力、民德的增强促进民族国家的真正发达。 开民智是思想的重心，他是通过对西学的译述介绍来进行的。 除了最为著名的《天演论》（１８９８年出版）外，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９年又连续译出了《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 王国维曾评论说：“严复所奉，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 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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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所最好者也。 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
①
严氏具有科学精神的判断，与其“开民智”的思想恰好是一致的。《天演论》之译述，正是提供科学的世界观的出色材料。中国传统有丰富的变易观念，康有为的新今文经学，正是企图发挥它对推动变法的作用。 但在他那里，玄思、臆测的成分居多。《天演论》则通过译述赫胥黎的著作②，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赋予变易观念以科学色彩，使其更加可信。《天演论》用大量自然事实论证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不已的规律，并把其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向国人敲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将导致亡国灭种的警钟。 同时，严复又反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纯自然的“任天而治”
的过程，强调民族合群、自强自立、参与竞争的必要与可能，振奋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情。 当时人们的反映是：“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即所谓言合群言排满者，因为风潮所激化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③
严复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介绍、宣传科学的思想方法，即经验论哲学。 这与用进化论为传统变易史观提供科学佐证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４－９５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书店版。②赫胥黎原著为《近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仅译其一半，且加了许多严复个人意见的按语。③《述侯官严复最近政见》，《民报》第２号。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２６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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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与传统的思想方法是针锋相对的。 严氏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在于行为以科学为指导，而科学精神又体现在认识论与逻辑学中，以培根的倡导为开端的经验论与归纳法，即所谓“实测内籀之学”就是其代表。“实测”就是治学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这是西方学术之本。“内籀”
（归纳）相对于“外籀”
（演绎）而言，“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道，立为公例者也”
①。“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②。 比起康有为，严复对西学的介绍，不仅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且更具探本求源之功。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学或中学思想方法的弊端就是“无用”
、“无实”
，“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其典型的方法就是“师心自用”与“必求古训”。前者以陆王之学为代表，后者泛指各种治经之学。 对此，严氏关于科学思想的提倡可说是对症下药的。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且自觉地当作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身体力行予以推广。 严译八大名著中，《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二部就属于这种著作。它尽管未必有《天演论》那样迅即的社会效果，但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化功不可没。严译也包括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学术名著，如《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其内容虽不是自然科学，但它们也多系用经验求证的方法写出，有别于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观点，是近代社会科学的
①严复：《〈原富〉。 译事例言》。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第４５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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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故王国维说严复的追求是科学的。维新时期，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三大任务。“鼓民力”非纯思想的任务，“开民智”是严复所致力的。 至于“新民德”
，则开了个头，即对自由意识的初步阐发：“夫自由一言，其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
①。 严氏最著名的命题便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接过这个课题予以深化、扩展的是梁启超。
三、梁启超：道德——政治启蒙
在启蒙思潮的每个主要阶段及主要领域，几乎都有梁启超活跃的身影。 他追随过康有为讲今文经，效法谭嗣同讲“应用佛学”
，但最体现其思想特色的，则是１８９８年（维新失败）以后至１９０３年以前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引介西学的文章。其所讲内容虽不比严复精纯，但范围更广。且严的重点是“开民智”
，梁的重点则是“新民德”。梁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查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
②。 在其《新民说》中，民德、民智、民力同政治、学术、技艺是对应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１册，第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②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４２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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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民德在民智之先。 其“新民说”实即道德——政治启蒙理论。１９０１年底至１９０３年，也即与“新民说”系列文章发表的同时，梁启超作了各色各样的“秦西学案”
、《霍布士学案》、《斯尼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 还有西方名人传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 这些题材比严复更多地突出了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 它与“新民说”是互为表里的。梁启超突出的新道德观念有公德与自由两大问题。 公德相对于私德而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两者系依道德的不同社会功能而区分的。“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
①梁认为，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自由制度，正是据以利群为精神的公德观念确立的，而中国传统最缺乏的也正是公德观念。“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
①梁启超：《新民说。 论公德》，《梁启超选集》第２１３—２１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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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出焉矣！“
①
《新民说》中的《论自由》，把自由作为奴隶意识的对立物加以肯定，强调“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把自由分为政治、宗教、民族与经济四类，把欧美近代史看作因争自由而致改革进步的历史。 梁氏还特别注意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指出有立法保障、同时也能守法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从而把自由同公德精神联系起来，以纠正任何个人借自由侵犯他人与社会利益之病。 针对中国传统，要真正发扬自由精神就得破除诸种奴隶意识，它包括为古人、世俗、境遇以及个人情欲之奴隶四种。 自由精神是梁氏所期望的新民须具备的根本道德精神。在讲卢梭与康德时，梁启超也依自己对自由的理解来发挥，但由于两文写作时间不同，前者写于１９０１年底，正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趋激进期，而后者写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思想趋于保守，故前者着重的是自由的权利意识，后者着重的则是义务意识。 他对西方道德的理解归根结底系指向政治问题。 王国维曾尖刻地批评说，法国自然主义在中国虽引起“学海波涛”
，“然附和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
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而其时许多“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 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即
①同上，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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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引者）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
①。撇开王氏个人立场不论，他指严复重科学而梁启超为政治是一语中的的。 如果以严、梁二氏为起点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归为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 前者是强调科学、逻辑、经验、效用；后者着重人生、道德、情意、理想。 广义的实证主义思潮包括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进化论也属其中；浪漫主义则包括浪漫派、自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 不能说，两大思潮内部流派间没有分歧之处，而是对于当年思想界而言，关注的多是大思潮的一般特征而非枝节性的差别。 两大思潮在中国流行有它现实的社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