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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广西的剿匪工作开始还是有成绩的，但后来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后来，中南军区又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广西坐镇督促剿匪，才完全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经是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京站时，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派出空军政治部的谭石冰来接我。他把我们安排在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暂住。当晚，刘亚楼来看我，并把我带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当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住在北京西城毛家湾的一个四合院里。
见到林彪，我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林彪对我说，身体不好，这次病得比较严重。然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动，不到十三兵团去了，要留在空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原来的空军政委萧华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罗荣桓要他去作助手，这样空军就没有人负责政治工作了。刘亚楼希望把你调到空军来，已经报告了军委、毛主席，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说：“我挨过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无数次轰炸和扫射，非常希望能建设起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队伍，但是我对搞空军一窍不通，要我来搞空军不合适，我不懂技术，又没有航空知识，搞不了。我还是愿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说：“抗美援朝已经另外调邓华和赖传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胜也不去了，已调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看我没吭声，林彪又说：“到空军，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还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
见到林彪这样说，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林彪接着又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
林彪说完后，刘亚楼接着对我说：“这下子你应当安心了吧！”我说：“我先干着看吧，干不好，我还是回陆军去。”刘亚楼说：“你还能走吗？中央选到你，是对你的信任，你走什么呀！”他接着说：“我们两个合作起来，同空军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我说：“空军的工作主要是靠你还有其他同志。你在苏联学了八年，有基础，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学习，尽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