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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东北背靠苏联和外蒙古，使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优。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以后，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在东北，敌人没有把我们全部包围住。虽然当时苏联刚刚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但苏联红军撤退时及撤退以后，都给予了我们适当的援助。尽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认东北局‘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的领导成员，特别是林彪，在具体指挥上的功绩。林彪曾是东北局的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的“东北王”。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绩是无可非议的。
攻占沈阳以后，我们在沈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队看守仓库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驻扎，就连我们纵队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苏家屯一带，城里的统统由东北军区指定的卫戍部队来担任警戒，维持市内秩序。
部队撤离沈阳之前，我们先清理了战场，将街道上的敌人尸体全部运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送往医院外，也把敌人伤兵收容起来，送到医院。俘虏兵集中编队，由我们派班长‘排长‘连长带领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队撤出城后，我们二纵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后来作了检查，这就是部队私拿仓库东西的事。
蒋军在沈阳市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军火库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车辆；被服仓库里有不少的冬衣，如绒衣‘毛衣‘风衣‘棉衣‘大衣‘鞋袜等；粮食仓库里有不少从美国运来的面粉和罐头食品，一日三餐，分别打开一个罐头就可以了。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一概不准动，要交由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统一处理。但是，当时陶铸手下没有兵，还得由我们部队来看守这些仓库。我们二纵队攻占的地区，是蒋军主要仓库的所在地。这些仓库就由我们二纵队派部队进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缴获都应当归公。我们也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但是由于胜利，又有大量的缴获，使我们有的部队看到眼红。有的就搞本位主义，偷偷摸摸地把仓库里的面粉搬到部队里去吃，把衣服装备拿到部队里去穿去用。这些事情最终传到了我们纵队党委的耳朵里。当时我是纵队的党委书记，我很担心，怕这件事情万一被查出来，就不好交代。可我把这件事拿到纵队党委常委内部议论时，大家的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说：“咳，政委，捞这么一点点算啥呀！仓库里的东西多的是，而且仓库是由我们守备的，拿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也就睁个眼，闭个眼，说我是官僚主义也好，是纵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东西，我当时也是心中无数。
可也不能让部队就这样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说：“拿了就拿了吧，但是以后再也不能拿了，得把仓库全部都封起来。”结果我到处贴封条，然后把仓库交给了军管会。当时军管会也是忙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详细检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发现。
后来我们自己一检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们吃半个月的！当时在东北，部队都吃高粱米，这下弄到了这么多的面粉，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些面粉，我们不仅在沈阳吃，进关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些。还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服装，我们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衬衣‘一条皮带‘一双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质量很好，全都是纯羊毛的。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内心受到谴责，感到不好受。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里一个叫九爷庙的地方，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先和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几个同志商量说，我们在沈阳犯了政策性的严重错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不作检讨，不作交代，以后就不好交代了。与其将来受处分，不如现在受处分。我是党委书记，我愿意负责，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于是，经过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同意，这次会上，由我发言，对这件事作了一个全面检讨，并且上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材料。大意是说，在沈阳战斗中，我们二纵队违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缴获的东西，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对拿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会上这么一检讨，其它纵队的同志立即哗然。说：“你们二纵队怎么这么干哪！”我们受到了大家的责难。但林彪在我作完检讨之后没有说话，只有罗荣桓问我：“你现在才讲，早为什么不说？”我说：“早，我不敢讲。”以后罗荣桓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后来，野战军政治部把我的检讨全文登了出来。这个检讨书一登，整个东北野战军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还骂：“这个吴胖子，当面说得漂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轮到自己就抓一把。从沈阳捞了，到北平才作检讨，现在还刊登他的检讨全文，好像是表扬他似的。”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我觉得这是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犯的第一次大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经错了，无法挽救，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诚恳接受，毫无怨言。
后来因为我主动作了检讨，部队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务，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林彪‘罗荣桓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只批评了一次就算完事。
从我自己来讲，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有干过这样违反纪律规定的事，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下面的部队自己搞起来的，但我后来没有顶住，实际上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把仓库里缴获的东西私自拿来照顾自己的部队，而且拿的数量还不少，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全纵队有六‘七万人哪！从历史上来说，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错误。
十七‘准备入关
沈阳刚刚打下来，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我们就接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转达的中央军委命令，要东北野战军在作短暂休整后，于十二月上旬立即准备进关，协同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部队。
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就想，从辽沈战役开始，任务一个接着一个，部队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干部‘战士都已经相当疲劳，一行起军来，拖得相当厉害，掉队落伍的战士相当多。另外，还有许多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马上进关，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对此纵队党委的一些常委很着急。
由于我在红军时期就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老部下，当他在红二师‘红一师师里工作时，我在师所属的团里工作，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熟悉。我就找到刘亚楼说：“我们二纵队打了这么多仗，也打得很苦，你看，从打义县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现在要进关了，这样多的部队总不是一天就走得完吧！
刘亚楼当即告诉我，部队入关的行进顺序已经排好，我们可能走在最后。这样的话，等前面的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我们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休息。
听了刘亚楼的话，我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一定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把部队整顿好‘补充好。”我还要求说：“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让我们纵队部搬到沈阳城里住几天呀？”
刘亚楼答复说，那得请示林‘罗首长决定。第二天，他来电话通知我，已经把我们的意见反映给林‘罗首长了。当时林彪没有说话，是罗荣桓说：“算了，可以，搬来吧！”就这样，我们二纵队队部就搬到了城里，住在和平区，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们再次进城时，沈阳市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一天，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陶铸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和野战军以及东北军区的干部看戏，也请了我们二纵队的几个干部，并且准许我们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我的儿子新潮，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岁，我抱他坐在腿上看戏。正好，我们的位置就在林彪和罗荣桓的后面。孩子不懂事，把两只手扒在了林彪的肩上。林彪回头一看，见是我的孩子，就笑了笑，问我：“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也有儿子了！”我说：“是的，有了。”这时，罗荣桓也回过头来同孩子拉了拉手，亲了亲他，我们都很高兴。孩子看不懂戏，没看多长时间他就又哭又闹，我们只好向林‘罗首长告辞，先回去了。
接着，我们抓紧时间进行部队入关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赶紧处理完诸如俘虏‘伤员和安置后方等工作，并向部队进行入关教育，介绍华北解放区情况及华北敌情，说明进入华北地区后我们应注意的政策和各种事项。另外，还有补充兵源‘弹药‘物资‘冬装，设置兵站，安排交通运输线，整编部队，把一些涉及到地方的工作，向地方政府办理移交手续等等，忙得一塌糊涂。
入关之前，为了进一步加强各纵队的实力，东北局和东野总部决定，将东北军区属下的十四个独立师分别编入各个纵队，使各纵队都有四个师的编制。我们二纵队就增加了一个以罗华生为师长‘邱子明为政委的独立第七师，约一万余人。
在此期间，为保障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作战，东北‘华北解放区共组织了三十万民工随军行动，还组织了一百五十七万群众及三十四万辆人力车，参加修桥补路，运输物资等战略工作。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已基本作好了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立即入关开赴华北战场。这时，我不禁回忆起三年前出关的情景。我们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入东北以后，除七旅编入六纵队和师特务团编入七纵队以外，其它部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改编为二纵队。我们二纵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野战军的正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