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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