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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伍，在什么地方过平汉路最适当，过了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他还告诉我们，平汉路一带到处都有日军的据点，几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其中最大的据点是汤阴和安阳，我们要过路，就必须得从这些据点中穿过去。他说，他可以派部队掩护我们过铁路，负责把汤阴‘安阳这两个大据点监视好，有情况及时通知我们，但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派队伍进行警戒。
黄克诚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在谈话中一再强调沿途一定要把纪律搞好，因为这是区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标志。他说，群众对我们亲，对国民党军队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纪律好。当天下午，黄克诚就回去了，准备组织部队掩护我们过平汉铁路，我们也立即着手准备过路。
第二天黄昏，我们全团整队出发。走到离平汉路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下来了。我们先来到一个村子里集结隐蔽，进行冲过平汉路封锁线的最后准备工作。我们派出了警戒队伍，由梁兴初‘田维扬各带一个连，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进行警戒。当晚九点，趁着天黑，部队按照预定的路线，一口气冲过了平汉路。
相比较起来，过平汉路比过同蒲路容易，因为平汉路两边既没有沟，也没有护路的河，我们感觉很好过。可是一过了路就感觉不对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处漆黑一片。过了路以后就听见前面响起了劈哩叭啦的枪声，却看不见哪里有敌人。这个情况，黄克诚同志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加上部队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一些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过铁路，大家跑得那个快呀！没有一个掉队的。但由于平汉路以东是一大片平原，到处都是道路，处处可通，队伍开始走散了。
当时我和彭明治带着团直属队走在前面，梁兴初和田维扬带着团的主力走在后头。过路以后，我们几乎一直听到劈哩叭啦的枪声，但又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问带路的老乡，为什么到处打枪，是不是日军出来了？他们说不是，说打枪是当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这一带地主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土围墙。外面有外墙，里面有碉堡，碉堡里守夜的都有枪。一到晚上，岗楼上守夜的人就开始放枪。放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互相联系，是一种寨子之间‘碉堡之间的联络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伪军和土匪的骚扰，防止他们拉牲口‘抢东西。老乡们都说，日军晚上一般不会出来，他们都是白天出来。
尽管枪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冲着我们打的，但那天晚上我们可乱了套，除团直属队外，只有三营跟着我们到了预定的五陵镇宿营地。就是团直属队，也有一些单位和伙夫担子走散了。见到这种情况，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劝他再等一等，因为夜色漆黑一团，往哪里去找？反正出发时规定在五陵镇宿营，各营‘连干部都知道，他们一问老百姓就会自己找来的。果然，我们耐心等到天亮以后，失散的队伍就逐渐在五陵镇集拢来了。
五陵镇位于卫河边上，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个渡口。第二天，我们在五陵镇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平汉路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我们先解释了晚上地主土围子持续打枪的原因，之后强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行军中都一定要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进，不能各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走乱。最后，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看有掉队落伍的没有。
第三天从五陵镇出来，我们就改为正常行军，白天走路，晚上宿营。一般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宿营，每天行进约有六‘七十里。同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向部队进行平原地区行军的教育。因为一进入平原地带，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时间去熟悉它。
我们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而平原地区的行军却有着不同于山区的一些特点。我们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镇，在山底下，向东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见山，这块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区大得多。这对我们这些在山沟里走惯了的人来说，就好象到了国外一样，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被搞得蒙头转向，没有山，我们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区我们辨别方向很容易，因为我国的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只有一条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处都是路，象蜘蛛网一样，大路小路到处都通。不容易分清东西南北。黄克诚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也曾说过，他刚下山时，也是这样，感觉很不习惯。
为学会辨别方向，使部队能按指定的方向前进，我们专门作了一番调查，请教了当地的老百姓，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区辨别方向，一个是看村庄，一般村庄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个方法是看土地庙，土地庙的门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个是摸树，朝南的一边比较光滑，朝北的一边比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极星，要学会认识北极星的方位。
闯过平汉路以后，我们就亮出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旗号。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也报请上级批准，由吴文玉改成了吴法宪。
部队从五陵镇出发，经濮阳‘东明‘菏泽‘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苏‘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按照行前彭怀德的指示，这一路上，凡是经过的县城，我们都没有进去，而且连地主土围子也不进，住的都是一些小村庄。除我们自己所带的粮食外，沿途就派干部向土寨子要粮食。实在没有粮食，就在地里找老百姓遗下的地瓜吃。秋收过后，留在地里的地瓜还有的是。
尽管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载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并没有表明八路军的身份，可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论在哪里宿营都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而且凡请向导带路和雇车马拉东西都给钱，跟别的队伍完全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很块就认出了我们的八路军身份。当时，常常是我们刚进到一个宿营地时，村里的老百姓还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时，老人‘小孩都出来看我们，送我们，对我们很亲，这充分证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威力。
在山东成武，有一天我们想进入一个大寨子宿营，但寨子里的人却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进去，我们要猪他们送猪，要粮食他们给粮食，一句话，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既然他们这么说，那好，我们就不进去，就在外面露宿。结果他们真的送来了粮食和猪。这样，他们很高兴，部队也很高兴。以后，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围子的大寨子，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他们送吃的东西出来，我们就不进寨子。至于寨子里的枪，我们一条也不要，因为那都是他们用来保家的。经调查，这些枪大都是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溃退时扔的，被地主捡来用以保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一个地主，带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墙的砖平房，贫下中农住的是草房破屋。就这样，我们一路较为顺利地到达了微山湖以西地区。
我们一到微山湖地区，就开始打听挺进支队。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一个叫鸡顺集的小村子宿营，驻下以后，就派人出去侦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没有挺进支队的人，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可一问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挺进支队，只知道国民党的刘跃庭带着一部分人住在单县县城里，究竟有多少人，他们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找到挺进支队时，天黑以后，有一个人穿著便衣，带着两个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恰好同我们的侦察人员迎面相遇。侦察人员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挺进支队的，来搞联络。
来到支队部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