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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八） 丁凯文
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啊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国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