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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南下任职，辞去了北京大学教授职务，与胡适不再是同事了。 胡适在1930年4月30日，把吴稚晖、杨杏佛日前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的会上发表的演讲夹在日记里，因为吴、杨二人的演讲都涉及了胡适，并且都是批评。吴稚晖说：“胡适之先生说知难行易不对，却是他的大错。他偏偏主张甚么‘知难行亦不易’来，这不过是固执他的粗浅的见解罢了。”杨杏佛在演讲中，则将马寅初与胡适联系到了一起，说胡适“一跑到俄国，又谈起共产主义是如何的好。马寅初先生看见他谈起共产来了，急得了不得，请徐志摩先生做文章来反对，那知道胡先生头天谈共产，第二天就不谈共产了”。不知此出处是哪里。 此后在胡适的日记中，马寅初的名字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931年7月28日，胡适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出席人名单”夹在当日的日记里，共40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 另一次是同年11月12日，日记里夹的是“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那是国民政府为“审查国库各项收支，实行财政公开”，设立财政委员会，以行政院长为委员长，委员由政府人员及金融界、工商业、经济学者暨有经验的专家组成，“学者”一栏共五人，胡适与马寅初名列其中。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有对“财委会”的冷嘲热讽，连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发来电报要他参加第一次会议，他也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这两篇日记，除了名单之外，并无言及马寅初一字。而且在此后胡适30年的日记生涯中，马寅初的名字彻底消失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报知遇之恩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 提及胡适，不能不提《新青年》；提及《新青年》，又不能不提陈独秀。《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由《新青年》率先向外推广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自此发端。因此，胡适由衷地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陈独秀因此力荐胡适入北大任教授。因此，陈独秀对于胡适，又多了份知遇之恩。这份恩，胡适注定是要报答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二十年不谈政治” 随着陈独秀、胡适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教授而先后进京，《新青年》也从上海移至北京。从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开始由同人轮流编辑，陈独秀、胡适自然是主要编辑人，其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等，主要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编辑部曾经约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这个基本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胡适所首倡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处世思想。然而很快地，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意识到知识分子完全脱离政治而空谈学术是错误的。于是，自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新青年》逐渐政治化了。这引起不热衷政治的其他同人的不满。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更加畅快淋漓地谈论政治，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严格算起来，胡适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时间极为短暂。自陈独秀迷恋上政治后，便与胡适有了分歧。在新创办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胡适不仅惊呼：“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这时候，他对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未来的走向，产生了些许担心。 陈独秀的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实际上吹响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号角。当运动到来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他接到陈独秀兴致高昂的有关运动消息的通报函时，大不以为然。在很多年以后，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因此，胡适对运动而造成的学生罢课行为非常痛恨，他一再要求学生复课。眼见复课不成，他又主张将北大迁到上海以避运动浪潮，并发起征求意见签名。陈独秀对胡适的行为也恼怒异常，却又碍于两人的私交而不便直言，只能痛责在征求意见书上签名的激进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算是做给胡适看。 从这件事上已可看出，胡适和陈独秀终究是要各行其道的。 即便新创办了《每周评论》，《新青年》仍然朝政治大步迈进。1919年5月的六卷第五号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次年的七卷第六号上又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面对《新青年》由原先的侧重思想文艺而高度政治化，原编辑人和主要撰稿人选择离开和很少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新青年》又回归由陈独秀单独编辑。随着陈独秀离开北大去了上海，《新青年》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地”。 胡适也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但也仅限于文论而不涉及政治。他给《新青年》的稿子也日渐减少，因为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也有怨言，特别是他眼见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回上海后，将《新青年》交由共产主义者李汉俊等人负责编辑而使《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为宣传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颇为不满。 不仅如此，此时的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胡适看来，《新青年》的转变，多少是受了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他在《口述自传》中曾经这样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然而，胡适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有抵触，但他对陈独秀这个人还存有一份感激；胡适性情温和，但又很讲原则。于是，他很想公然反对，却又顾虑重重。 1920年12月6日，胡适收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承认《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是过于浓重了，表示愿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北京同人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胡适抓住这次机会，在回信中直言：“《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同时，他给陈独秀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第二，《新青年》移回北京，发表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胡适转述了陶孟和的建议，即《新青年》既然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于前两个办法，而并不主张《新青年》停办。 胡适没有想到他的信引起陈独秀的误解。陈独秀以为自《新青年》“起家”的胡适功成名就后又力主停办《新青年》。为了消除误会，胡适又退让一步，取消第一、三条办法，只取第二条，甚至将第二条的“不谈政治”也不谈了。 最终，《新青年》还是没有回到北京。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实在太少了，你们作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显然，他对胡适还是有些怨气的。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走到一起，却又因《新青年》分道扬镳。究其原因，很简单，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调和造成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大骂法国人“不要脸” 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甚至在公开场合直言陈独秀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看他的日记，其中记录陈独秀的文字，也多半涉及于此。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原因是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时，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陈独秀痛恨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经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胡适虽然不如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确恶行累累，因此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联系印刷等工作。 事发前，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同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其间，陈独秀将传单散发给邻桌。不久，胡适和高一涵先走了，只留下陈独秀一个继续散发他的传单。很快，警察来了，抓走了陈独秀。 当天夜半，胡适接到友人电话方知陈独秀被捕了，遂紧急联系安徽同乡设法营救。他更利用他的名望以及与警察厅厅长的同乡关系，致书恳请保释，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与此同时，他又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以后释放了陈独秀。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