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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赞同毛的想法 在北京，经过七八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去法国的款项业已基本落实，毛泽东于是和一些湖南学生离开了北京，往上海登船。 毛泽东仍然很穷，经常身上不名一文。离京时他所有的盘缠仅够到天津的。到了天津就不知怎么办了。还是一位同学借与他十块钱，他才得以买了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 火车路经山东时，毛泽东下车去爬了巍峨的泰山，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壮志爱国的对联；他还去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墓地。孔子的弟子濯足的小溪，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镇，孔庙附近那棵传说是孔子亲手栽的树，以及颜回住处附近的小河，孟子的出生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火车停在了浦口车站，毛泽东走下车来，心里是一片茫然，真是足将行而踟蹰，因为他的口袋里又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没钱寸步难行。 这时他的肚子也饿了，人也乏了，他就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呆坐着，枯坐着，他脱了鞋，身子一歪，竟睡着了。 醒来时，一伸脚，坏了！鞋没了，被人偷了。 他下意识地望了望自己的那一双大脚，唯有苦笑。 仿佛是吉人自有天相。有一个人自他身边匆匆而过。毛泽东无意地瞄了他一眼，眼睛立时亮了。连忙喊了那人一声，那人随即站住了。 毛泽东遇见了一个熟识的同乡。 毛泽东向他借了钱，买了鞋，去上海的路费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到了上海，毛泽东与准备赴法的湖南学生们会合了。 一切安排妥当，一艘法国邮船已经泊在了上海港，不日即将启航。 可是，这时毛泽东却告诉大家，他决定留在国内，不去法国了。 大伙都觉得很意外，也颇不理解。想去年夏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湖南出来到北京，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毛泽东是他们的头儿，这大半年来为赴法的事就数他操的心最多，出的力最大，怎么到头来反而是他打起了退堂鼓？ 不去法国，并不是毛泽东的一时退缩，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他的想法是：“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他湖南师范的同窗周士钊的信中，对不出国的原因又作过解释：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和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从他的这封信中可知，毕竟这次去法国是个机会，何况自己也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了不致莽撞，毛泽东去找了两个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个是他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是他的老师后来到了北京的黎锦熙，另一个便是胡适。 胡适听了毛泽东谈的想法后，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其实胡适早在191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非留学篇》，论述出国留学问题，他认为“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胡适的理解和赞同，使毛泽东终于下了不去法国的决心。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自修大学”的来历 1919年毛泽东在离京回湘前，在与胡适的交谈中，曾请求胡适今后多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自然欣然允诺。 那以后，胡适确实一度对湖南的形势颇为关注。 那时，胡适正与陈独秀在办《每周评论》，这份刊物毛泽东是每期必看的，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胡适对《湘江评论》的态度相当热情，特别对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重重地称赞了一回。他发表在第36号《每周评论》上的那篇《介绍新出版物》是这样说的：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 胡适在说这番话的上月，《每周评论》发了他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猫狗鹦鹉都会做的事，不仅无用，还很危险，不如研究一些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女子解放、总统权限乃至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 表面上看来，胡适是在反对空谈，主张多做实事，其实他并不是反对进口的所有主义，他反对的是进口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是提倡研究所有的问题，比如“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问题就不在他的主张之内。 胡适的“问题”文章一出，李大钊立刻就看出了问题，随即在当年8月份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文予以反驳。酿成“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晚年曾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