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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2） 1915年，他们又为提高在法华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提出“以工兼学”的主张。可惜的是，因袁世凯称帝，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暂时搁浅，直至1916年政局稳定后方重新实施。1917年，专门为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帮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 对于此运动，胡适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921年7月15日 …… “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 当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创设勤工俭学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工厂对华工的需求量很大。那时中国人到法国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价甚高，以此俭学绰绰有余。自“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工厂开工不足，又加上大量军人从战场上下来，也急于工作，对华工的需求急速萎缩。然而此时，国内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值高潮，学生情绪高涨，赴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到1920年底，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近两千人。原先他们到法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中学或一些语言学校就读，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后因经济原因，大部分人无力维持学习费用，遂进入工厂做工以赚钱谋生。随着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法郎不断贬值，失业人口倍增，别说华工，就连法国人自己都难觅工作。 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无法俭学，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因病无钱医治而客死异国，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挤住在“华侨协社”。因为人太多，房子不够，只能在院子里搭布篷，每个布篷里往往要挤进去几十人。 既然自找工作困难，学生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起初经费充足，也能满足勤工学生的要求，后因经费逐渐紧张，又被内部职员营私舞弊和贪污私吞，非但拒绝学生们的恳请，还认为他们做苦工的行为有辱国体，借口他们“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而主张将他们驱逐回国。 这时候，学生们将余下的一点希望寄托在会长蔡元培身上。谁知，蔡元培签署了两份通告，以“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为由，宣布“华法教育会……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同时宣布无论如何给学生们的维持费只再维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全部截止。 这两份通告无异完全打碎了学生们的希望，故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华法教育会的蛊惑而不惜千辛万苦来到法国，如今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在绝望之际，他们自然无法如“通告”中所云“谅解本会无源源而来之底款之苦衷”，转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申诉。北洋政府接到公使馆的电呈后，复电称：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自此，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公使馆、北洋政府的矛盾终于激化。 胡适1921年7月15日的那篇日记，就是在获悉此事后的有感而发。从他的日记里可知，早在前一年勤工俭学运动矛盾初现时，他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曾经收集了有关资料。他这样写道： 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此篇日记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对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更能看出他与蔡元培的关系：他是反对该运动的，但因为在他眼里，蔡先生是个好人，所以他即使不赞成，也没有公开泼冷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看来，蔡元培签署的“通告”无疑是彻底斩断了他们在法国的生路，而胡适则站在理解宽容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