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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访欧出谋划策（1） 在筹划访欧期间，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已先后自沪返京的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 1930年10月13日 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 1931年1月16日 刘子楷（崇杰）邀吃饭，有福建来的蚌，确是美味。座上有梅兰芳、姚玉芙、马连良。 1931年2月12日 到齐如山家吃茶，会见Dr。Leseing 尽管胡适日记中多次提及梅兰芳，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他们相聚交谈的主题应与戏剧有关，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很少详写他们交谈的内容。唯有一次，不知是那天他的心情特别好，还是那天的交流内容特别有趣，总之，那天的日记内容很充实。 1931年7月27日 李释戡邀吃饭，有梅兰芳及上沅、佛西诸人。大家谈戏剧，我说，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每周开演二三次，集各班之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夜八点半到半夜止。每人有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此剧场例定开演日子他们必须来。其余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场。 我偶谈及老伶人钱金福七十一岁登台做武戏，在后台便喘嗽，一上台便精神抖擞了。此真是习惯的功效。兰芳说，此次他在广州与金少山合演《别姬》，金串霸王，中暑病倒在地，大家把他推扶出台，门幕一掀，他居然做到完场，没有错误。一下台便倒下了，医生赶来，四个钟头没有脉息。此例更奇。又小翠花口吃的厉害。在后台练习，说白句句拗口。但一上台，口齿清脆，毫不见口吃，这更奇了。 不能不说胡适“在北京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的提议颇具创造性和新颖性，但或许是因为梅兰芳此时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访欧的筹备上，而无力于此，胡适的这个建设性主张终未能付诸实践。 然而，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也就是在上次与胡适相聚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搁浅。从此两年之内，胡适日记中未再有梅兰芳的名字。 1934年的最后一天，胡适日记这样记载： 1934年除夕 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 冯幼伟来，谈梅畹华出国的事。…… 到国际大饭店吃饭……今天吃饭的有张仲述、余上沅、畹华、幼伟及新六。…… 到沈昆山兄家，畹华与幼伟借此处请客。 所谓“梅畹华出国的事”，指的是梅兰芳即将赴苏演出。早在1934年3月，梅兰芳就接到苏方的演出邀请。在大半年的彼此接洽和准备之后，苏方特别成立了文化层次颇高的由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及外交界高级官员组成的“招待梅兰芳委员会”。相应地，梅兰芳认为剧团的组成人员也应该挑选几位既精通京剧，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层人才。这时，他自然想到了胡适大力推荐的张彭春。于是，张彭春又一次出任梅剧团的总指导。 除了张彭春，胡适又向梅兰芳推荐戏剧家余上沅为剧团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当年年底，《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蒋廷黻的一篇文章《苏俄游记》。胡适在“编辑记”里这样写：“（蒋先生）写的是苏俄的娱乐。我们看他记的莫斯科戏剧的新倾向，也可以明白苏俄这回延请梅兰芳先生去演戏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客观上，他又为梅兰芳访苏做了一次宣传。 由此可见，除夕之夜的“畹华请客”，既是临行前的告别，也是对胡适一贯帮助的感激。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仅在于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的话，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从苏联返国后，梅兰芳定居上海，而胡适仍居北京。每当胡适因公因私抵沪，梅兰芳均登门拜访。1936年7月14日，胡适在上海登船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可知梅兰芳曾经特地赶去送行。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访欧出谋划策（2） 1936年7月14日 今晨两点上船。送行者梅畹华特别赶来，最可感谢。 胡适的“最可感谢”，是因为当时已时至深夜两点，还是因梅兰芳经过访美访苏，声名已非同往昔？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梅兰芳并不在上海，他是特别赶到上海来送行的。梅兰芳自1932年之后一直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春夏之交，他首次返回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收徒、演出，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当他得知胡适即将离国后，还是不远千里特别赶去送行。其实不论何种原因，总之，从胡适在日记中特别一记，也确知他是真感谢的。也可知胡、梅两人的友谊，情深意重。 永远的怀念 “梅兰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 1937年5月5日 早七点到上海，住国际饭店908。 吴经熊来谈，梅畹华来谈，陈宗山来谈。 客观上，两人从此也未再见过面。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做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待便是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了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 尽管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短短三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大逆转。胡适和梅兰芳都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虽然他俩对戏剧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胡适在众人劝说留下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向台湾；梅兰芳却在齐如山力劝“走”的情况下，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他俩之间横着一条海峡，彼此都无法跨越。 虽然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再也没有看到“梅兰芳”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忘却梅兰芳。相反，一旦环境、土壤适宜，“梅兰芳”便又会出现在胡适的头脑里、话语中和与友人的书信上。 胡适的好友杨联陞曾经写信给胡适，随信附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为《花儿本不愿开》。胡适1949年7月27日在给杨联陞的回信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饭碗，浓艳的真可爱。” 近十年后的1959年1月26日，是齐如山85寿诞。胡适在题词中这样写道：“我祝他老人家多多保重，康健长年，将来我们一同回到北平，也许还可以找到缀玉轩中我们的老朋友，听听他的苦痛，听听他唱如山老人新编的凯旋曲哩。”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去世。胡适是从日本电讯中获此噩耗的。于是，往事重又萦绕在他心头。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这样记道： 1961年8月9日 今天报载梅兰芳（67岁）逝世消息。先生说：“我们是根据日本的电讯，日本是从大陆收到的消息。只说梅兰芳在苏俄演戏的历史，不曾提他在美国献艺的经过。”于是在书架上捡出一本英文的《梅兰芳》，上面有他的剧照，还有许多美国名人捧场的姓名，如杜威、孟禄、威尔逊夫人等多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最后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各戏的说明，如《洛神》、《醉酒》、《别姬》、《御碑亭》等戏；只有《群英会》一出，他是反串周瑜的。…… 日记中所提的“英文的《梅兰芳》”应该就是欧内斯特·K·莫山所编纂的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应该就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显然，胡适对大陆官方只宣传梅兰芳赴苏演出而故意忽略赴美演出，颇有些耿耿于怀。 重读那本书和那篇文章，胡适实际上是在重温那段逝去了的美好岁月以及重拾日渐模糊了的记忆。友谊的对象断了，友谊也就戛然而止。仅仅过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与郭沫若，文人相轻（1） 大度平息争论 还是1921年的夏天，胡适应商务印书馆高层之邀，由北京来到上海，做了商务三个月的客人。在那期间，他与郭沫若见了几次面，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却并不意味着彼此友谊的开始，他们并不投缘。胡适日记这样记录他们的首次见面： 1921年8月9日（星期二） 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从短短的几句话中不难感受胡适的冷淡。三天后他们在编译所又见了一面，胡适在那天的日记中只记“郭沫若来谈”，别无一字叙述或议论。据说高梦旦在9月初曾为即将回日本的郭沫若饯行，邀请了胡适等人。查胡适日记，未见记载。见诸胡适日记的，倒是胡适9月7日要离开上海回北京，9月5日“商务诸君为我饯行”。当然不排除郭沫若在座的可能。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