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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孙岳是明末宰相孙承宗的后裔，常对人说他是天生的革命党，不反清做什么。孙家是高阳世族，孙岳在北方革命党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凯背叛革命后，袁的爪牙四处捉他。一天，孙突然光临何遂处，青衣毡帽，乡下佬打扮，神色慌张。何遂问他何以如此狼狈，他说：“家乡呆不住了，袁世凯要杀我。”何劝说：“这里有的是关中豪杰，你不用怕。”孙不安心，在华山下找了一间土房子，去做隐士了。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开头第一次专电云：“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元洪、段祺瑞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常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国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其他人也差点笑出声来。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中国没有讨论爱情的资格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上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普遍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素不信此，然不能不举行故事，因命于龙王庙设坛念经，彼将亲往祷告，民间闻之，皆大欢喜。届期，张果至龙王庙，但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夫妇从欧洲经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动员了麾下大批军政委员，反复游说汪精卫，要他留在上海“赞助清党”，切莫去武汉。其中吴稚晖甚至当场向汪精卫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楼梯，口中则连连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当时曾有人问：“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不再言其他。
何键曾把“铲共”、“清乡”作为湖南省的中心任务，他把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他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
何键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人皆玳瑁，我独乌龟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沈端先”改为“孙光瑞”，《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白崇禧：有匪有我，无匪无我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5年，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对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审判杜重远。吴铁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决，万事有我负责；不然的话，引起日军干涉，问题更严重。”杜出庭受审，即被扣押。这时吴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