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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写人人心路著称，而与创造社和郁达夫均不构成承传关系的两位“五四”女性作家是庐隐和淦女士。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鲁迅说的“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 （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5 页、244…245页，243 页），是正确的。庐隐（1898…1934 年）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与冰心齐名。开初写过并不出色的问题小说，如《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到她 1921 年后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时，才真正显出她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庐隐本人便是新的职业女性，童年备感人间冷漠，养成孤傲的叛逆性格，进入青年后，又有惨痛的个人婚姻史与典折的心灵历程，所以，用自己或近于自己的女性命运、心态、历史，作为创作的依据，始终成为她关切的中心。《海滨故人》标示她转向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体的写作，加上女性作家纤微细腻的心理笔致，个人气质上的感伤色调，便很快形成了主观浪漫的“庐隐风格”。从露莎等五位女大学生的身上，人们不难看到新旧交替时期毅然走出傀儡之家的“娜拉”们的面影，看到那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强烈精神饥渴。正因为此，庐隐的主情的小说一出现，在当年的青年读者中便产生广大的共鸣。1927 年后到她因难产逝世止，她还出版过《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以及长篇小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模式没有大变，都是描写知识女性爱情生活的坎坷和内心的苦闷。《象牙戒指》是指石评梅、高君宇的爱情悲剧为原型创作的。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
淦女士（冯沅君，1900…1974 年）也是“五四”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她未曾参加过创造性，但明显受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强调创作要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 主要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都发表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她的作风与郁达夫比较接近，也是写取材于自我生活的主观感兴浓烈的抒情小说。每个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不同，而性格一致，前后情节连贯，都以抒情独白和大胆袒露内心的写法，细微地表现一个青春期女性的爱情生活。鲁迅曾经引文分析说：“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5 页、244…245 页、243 页）
作为一个女性小说家，在当时能如此坦诚地展示自我主人公心灵的隐秘，是要具备相当的勇气的。然而她与郁达夫又不同，笔下的性爱描写，纯洁而庄重，即使写青年男女私奔场面，也绝不流于俗艳。1926 年冯沅君出版《春痕》，是由五十封信构成的书信体小说。失败和碰壁，已经磨去了女主人公当初反抗封建婚姻时的锋芒，使她变得忧伤而困惑，这反映了“五四”退潮后一部分知识女性的真实面影。作者不久停止了创作，之后的一些描写故乡社会的篇章已不如初期的抒情小说那样以情动人，以诚感人了。
创造社之外，也创作以抒发个人苦闷和感伤情绪为主的“自我抒情”小说的，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这是前后带连续性的文学社团，因为成员多为学外文的学生，在吸收德国浪漫主义的同时，更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力都不弱，小说家除陈翔鹤外，还有陈炜谟、冯至、林如稷等。陈翔鹤（1901…1969 年）早期的作品《茫然》《西风吹到了枕边》，主人公都为 C，是都带自叙传性质的，叙述为激愤和哀怨的情愫所笼罩。《悼——》用第一人称追念亡妻，《不安定的灵魂》是书信体，记写一个厌恶都市庸俗，经历了爱情悲剧的知识分子如何心灵受伤而死。抒情的气氛是悲观、压抑的。同样具有这种气质的，陈炜谟有《轻雾》、林如稷有《将过去》。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5 页、244…245 页、243 页）。这段话概括了他们抒发感情的形式，在挖掘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心灵的刻画上，有哪些新的特质，是可视为定评的。陈翔鹤 30 年代写《独身者》，到 60 年代作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中间走过较长的道路，虽然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成绩，但他的小说便是在十分凝练后，仍然保持着用笔气势的舒展。冯至则以“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身份使得自己的叙事作品充满了“诗” 特别是 40 年代写出的中篇。
在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中，另有一位特异的田园作家是以抒情见长的，这就是“语丝社”时期的冯文炳（1926 年起才用笔名废名，1901…1967 年）。童年湖北家乡的小桥流水沙滩枫柳，县城外的禅宗圣地四祖寺和五祖寺，给冯文炳留下终生受用的文学回忆。据此写成的代表性小说，有《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等，用冲淡、质朴的笔调表现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宗法制农村世界，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纯朴美德。凡叙述乡间儿女翁妪之事，皆流露出一种寂静的美。如《竹林的故事》的人物和清新的乡村自然景物构成对应的关系，河边竹林的葱绿仿佛是有意设置的富于诗情的象征境界，为主人公三姑娘纯净美好的性格作衬托。这种描述人美、景美的牧歌般意境，正是作者借鉴古典诗词的简练、含蓄、留空白等经验，转化成情节简单的散文化小说形式所特具有功能。冯文炳在 30 年代之后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文体上的“实验”色彩更形明显，抒情性发挥到极致，而文字越加简僻、晦涩。所以实际上，后来的小说虽成熟，早期的比较纯净单一的乡土抒情小说的影响并不小。沈从文和更晚的汪曾祺等人都一再地提到冯文炳 20 年代的作品对他们的作用。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形成主观叙事的原因，有的是考虑到抒情的对象对表现形式的要求，有的则是作家气质所致。许地山（落花生，1894…1941年）两者兼有，东南亚异域的神秘背景与人物故事，宗教研究家的信仰（不是宗教徒的热诚）与对宗教内在感情的体验（居然佛教、基督教俱备），造成了他的与郁达夫、与乡土回忆者皆存在区别的浪漫传奇小说。他的小说在“五四”时期是风格奇特的，大部分的作品写男女之情，下笔是人生实景，出笔时已经达到超现实的境界。早期代表作《命命鸟》提出了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专制矛盾这一问题，但小说的主旨更在人物对生命的态度：女主人公敏明初时企图逃婚对抗，而男主人公加陵在一次离奇的佛教式冥想中，看到那些自称“命命鸟”者，其实是落入了情尘的青年男女丑恶原形，于是大彻大悟，厌却红尘，并以虔诚的祈祷感化了敏明，双双携手平静地走入绿绮湖。这里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家庭扼杀青年爱情的罪恶，写出青年的叛逆反抗，另一方面将人世的“爱”寄托在达天知命的宗教理想上。《缀网劳蛛》《商人妇》等，借表达妇女的苦难遭遇来宣、扬对待苦难的方式，一种只管织网而不论网破的宗教人生观和伦理观，也相应得到肯定，并上升到哲理的层面。许地山前期的作品，人物往往卑微、平和，在对社会消极退让之后，却仍执著于人生，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一种带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