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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向一种新的平衡。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讲，乃具一种“自我倒转”（self…reversing）的性质。例如，如果货币总量（the stock of money）的增加部分被用于某种商品或服务，那么它不仅会产生一种在性质上稍纵即逝的新需求，而且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将最终“倒转”原初需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最先得到这部分增加货币的人，随后又会把它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上。需求的增长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池塘中所泛起的涟漪一样，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扩展开来，并将在每一个波及点引起相对价格的暂时性变动，而且只要货币的数量持续增加，这种现象便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货币停止加量，则这种现象便开始出现“倒转”。如果货币存量的某部分遭到毁坏，甚或从人们的收支状况看，如果人们藏握的现金开始比平常有所增加或减少，那么上述现象也同样会发生；任何这类变化都将导致一系列需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那些真正的基本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和价格的种种变化，进而打破供给与需求间的既有平衡。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此而具有着特别大的冲击性影响，那么一如我们所知，货币供应量也极容易以一种颇具危害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至关重要的便是，货币的使用率不应当发生不适当的波动。这意味着，当人们依照自己的支出决定改变现金持有量（或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决定改变其现金流动率）的时候，货币量亦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论我们如何界定“现金”（cash）的含义，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波动都将影响人们以现金这种方式保有自己部分资源的倾向，而且各种形式的自发性发展（例如信用卡以及旅行支票等）也都可能对人们的这一倾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货币需求或货币替代物的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会对价格和就业产生重大且有害的影响；但是在它们产生这种负面影响之前，我们不可能期望货币供应量通过自动调整的方式而做出某些可欲的调适。
更为糟糕的是，在所有的现代货币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不仅不能够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而与这类需求的变化相调适，而且还趋于朝相反方向运动。当货币债权（claims for money）渐渐起到货币的作用（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无可避免之趋势）的时候，这类货币替代品的供应量的“弹性”就会变得“异常”之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乃是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即那些促使人们想持有更多货币的理由，亦将同样促使那些以借贷方式提供货币债权的人士减少货币债权的供给，反之亦然。当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现金的流动性时，银行也会基于相同的原因希望提高自己的资金流动性，因而就会减少信贷；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信贷形式所固有的一般取向的例证之一。
除非有人有权力经由审慎思考而把某种公认的交换媒介的供给朝相反方向变更，否则就无法阻止货币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上述自发性波动。因此之故，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把这一职能委托给一个单一的国家机构；此一领域的国家机构，在过去乃是指中央银行。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始终反对建立这种机构的国家，最终也认为，要想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大恐慌，就必须让那个广泛使用银行信贷的金融制度依赖于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不仅能够随时提供现金，而且还能够通过控制现金供应量的方式影响信贷供给总量。
但是，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府及其财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由很可能在今天依旧成立。然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本章开篇所论及的第三个理由：即我们在短时间内必须接受政府财政开支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严格来讲，这种境况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如果政府财政开支只占所有支出的一小部分，而且政府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务）只占所有信用票据的一小部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制定出独立于政府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结果，一项货币政策只有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相配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然而，所谓协调或配合，在这里必然意指：任何名义上独立的金融机构事实上都必须根据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调适自己的货币政策。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了人们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似乎只有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方能够对货币状况施以较为有效的控制；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成。然而，我们在下文中却要探讨，这种做法是否就真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推行一项可欲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各国的政府财政开支都像现在这样占据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必定会支配货币政策，而且欲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幅度削减政府财政开支以外，别无他途。
2．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在此一领域所导致的主要隐患或威胁乃是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主要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历史上偶尔也发生过几次金属货币持续贬值的事实，但是过去几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却都是因为政府行动所致：不是减少了硬币投放量，就是投放了过量的纸币。众所周知，政府常常会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偿付债务，然而这显然会对流通体系造成破坏；虽说当下这一代人对政府的这种拙劣做法或许提高了许多警惕，但是我们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政府还会采用公众更难以觉察的巧妙方法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一如上文所述，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各个主要特征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而且我们也已知道，来自工会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与当下的充分就业政策结合在一起，也会促成通货膨胀；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导致其不断试图以降低市值的方式去减轻这一负担。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未必与上述情形有必然关系，但是只要政府财政取之于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了25％时，它就必定会诉诸通货膨胀来减轻其应负的责任负担。此外，一如我们所见，由于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将在比例上超过收入的增加，所以诉诸通货膨胀的诱惑力也就变得愈来愈大了。
然而，如果说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的话，那么更为真切的是，通货膨胀的种种后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福利措施的需求。这不仅对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一些福利措施是如此，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未曾详考或仅能在此列举的许多其他措施亦复如此，例如，对住房的租金限制措施（rent restrictions）、食物补贴措施，以及各种管制价格和控制开支的措施，等等。通货膨胀于晚近的影响范围已大幅度扩大，而这又为一些人主张扩大政府的控制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此处不赘言。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四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这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或许，我们能够从那个在这四十多年通货膨胀背景下工作而现在需要用其工作所获来养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这股潮流对他们的影响。
借助于一个小小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便可以看到这股通货膨胀的潮流对当前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的储蓄所产生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若干国家中的个人从1913到1958年这四十五年中累积储蓄的现值：这些个人在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实际价值相等的一笔钱储蓄起来并按4％的固定利率进行投资。这一利率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小储户从他可以进行投资的领域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大致相等，而不论其投资的实际形式是储蓄帐户、政府债券，抑或是人身保险。如果货币价值一直未变，而我们又把该储户到了第45个年头时所拥有的货币总量确定为100，那么，到1958年，这个储户的货币究竟能保留多少实际价值呢？
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瑞士，货币的实际价值可以达致70％；美国和加拿大的储户还算过得去，其实际价值约为58％。英联邦中的大多数国家以及“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中的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实际价值大概可以保持在50％上下，而德国尽管损失了1924年以前的储蓄，其实际价值仍可维持在37％；然而，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相比，上述所有国家的投资者都还属幸运者之列，因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到1958年初，投资者于此前时间中的整个储蓄，其实际价值仅为11一12％。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去考虑这一漫长且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往往是因为人们视这种情况为当然，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不论这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多有道理，它对于现代经济制度高速发展和财富及收入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增长的那个阶段来说，解释力却是欠充分的。在1914年以前的两百年间，亦即当大不列颠遵循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的时候，价格水平，就其在那个时期可以得到有效估量而言，大体围绕着一个恒定水准上下波动，最后的水平基本上与初始水平无甚差别，其间罕有的波动也未超过或低于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除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外，因为当时否弃了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