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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就此案审理所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也堪称大手笔，极为著名，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这篇文字总结归纳出了成文宪法的基本原理。
人们经常指出，在此一著名判决做出以后的五十四年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发现其他机会重申此一权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首先，在此一期间，各州法院经常使用着与此相同的权力；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在这五十四年中未运用此一权力，但是只有在人们能够指出最高法院在应当运用此一权力的场合而未对之加以运用时，方具有意义。再者，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此一阶段中，司法审查赖以为基础的整个宪法理论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在这一期间，在关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方面，诞生了一大批观点独到、思想深邃的作品，它们在自由发展史上应当具有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英国于17世纪和18世纪所展开的关于自由的伟大论战。如果我们想对此做一更为充分的考察，那我们可以说威尔逊（James Wilson）、马歇尔（John Marshall）、斯托里（Joseph Story）、肯特（James Kent）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的贡献值得我们仔细关注。但是，后人对这些人的学说的反对，却多少有些遮蔽了这一代法学家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进化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能对此一阶段宪法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人们渐渐认识到，一个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预设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那些由立法机构颁布但并不属于一般性规则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宪法讨论中发现，当时的论者们不断提到“一般性法律的观念；所谓一般性法律，即是指那些根据深思熟虑而制定的，不受任何情绪影响的，而且也不知道它们将适用于何人的法律”。也有很多讨论涉及了与“一般性”律令相区别的“特别律令”（special acts）的不可欲性（undesirability）。此外，大量的司法判决亦不断强调，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一般性的公共法律（general public laws），它们对于处在相同境况下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当时，人们在将上述一般性的法律与特别的法律之间的差异纳入各州宪法的规定方面，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至最后，这一区别被视为对立法权的主要限制之一。上述对一般性法律与特别法律的区别，与《美国联邦宪法》明确禁止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的规定（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主要限于刑事法律，这有些难以解释）一起，共同阐明了宪法性规则（constitutional rules）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实质性立法（substantive legislation）。
7．在19世纪中叶，当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发现了重申其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constitutionality）的权力的机会时，此一权力的存在已很难被质疑了。这个问题毋宁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联邦宪法》或宪法性原则对立法施以的实质性限制的性质为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审判曾一度随意地诉诸“一切自由政府的根本性质”和“文明的基本原则”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日复一日，随着人民主权的理想（the ide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在影响力上的增进，那些在先前反对明确列举被保障的权利的人士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即法院绝不能“因为它们认为某项法律违背了那种被认为贯穿于《美国联邦宪法》的精神（但却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述）”而自由地“宣布它为无效”。宪法第九条修正案的意义被人们遗忘了，而且似乎至此以后也一直被遗忘了。
这样，受制于《美国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于19世纪下半叶发现，当他们审查议会立法权的合宪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地位：尽管他们认为，联邦宪法原本的意图便是要对这种立法权的运用施以防范和制约，但是困难却在于联邦宪法对此又没有明文禁止。事实上，他们自己一开始就放弃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一项武器。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强制实施任何剥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此项规定只生效了不到五年便经由最高法院自己的一项判决而使其失去了“实际效力”。然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的后半部分，即“非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得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则在此后获得了完全不曾预见的重要性。
此一修正案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只是明确重述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早已对州立法问题的规定以及若干州的宪法所做的类似的陈述。一般而言，美国最高法院早先是根据毫无争议的“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law）的原初意义解释前一规定的。但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方面，只有宪法的明文规定才能证明最高法院宣布一项法律违宪为正当的观点，已成为一不可置疑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似乎背离了联邦宪法精神的立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抓住了上述“正当法律程序”那根救命稻草。并将这项程序性规则（the procedural rule）解释成一项实质性规则（a substantive rule）。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条款，是《美国联邦宪法）中唯一涉及财产的正当程序的规定。因此，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经由最高法院在此一方面的努力，这两条规定成了最高法院建构不仅涉及个人自由而且也涉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包括警察权（police power）和课税权的使用］的法律体系所赖以为据的基础。
上述历史发展进程虽说独特，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因偶然事件所致；它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在当下的美国宪法性法律中引发了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但由于那些结果本身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一般性教训，所以我们也就毋需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毋庸置疑，几乎没有人会对这种业已出现的境况感到满意。根据这样一种极不明确的权力，最高法院就必定会被导向去裁定立法机构运用其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可欲，反而不去裁定一项特定法律的制定是否超越了《美国联邦宪法》赋予各级立法机构的具体权力，亦不去裁定这一立法是否侵损了《美国联邦宪法》意图捍卫的一般性原则（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在这里，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实施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合理”（reasonable）的问题，或者换言之，变成了一个关于某一特定情形的必要性是否大到足以证明使用某些权力为正当的问题，尽管在其他一些情形中使用这些权力可能是正当的。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当于立法权的权力。而这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与舆论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种种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最高法院的权威亦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侵损。
8．尽管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斗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仍是他们所熟识的当代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还是必须就它们间的斗争高潮进行讨论，因为从老罗斯福执政时起，亦即从由老La Follette 领导的进步党所展开的反对最高法院运动（the anti Court campaign）时起，此类冲突便构成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中的持续性特征。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机构之间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使最高法院从其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了下来，而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具有恒久重要意义的美国传统的根本原则做出了重新肯定。
当现代最为严酷的经济萧条达到顶峰时，美国总统职位由一位在白芝浩（Walter Bagehot）看来颇为杰出的人士所担当；白芝浩指出，“他是一位天才人物，操着极富魅力的嗓音并运用平常的心态宣称和坚持，特殊的改革不仅本身便为一善举，而且是一切事态中最善之举，并且还是所有其他善举之母”。而这位杰出的人士便是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罗斯福深信他自己最为真切地知道当时美国的需要之所在，所以他认为赋予民主政制所信任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乃是危机时期民主政制的功能，而不必顾及其他，即使这意味着“它据此会构造出一些新的权力工具，而当这些工具落入某些人之手时，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危害”。
毋庸置疑，这种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态度，很快就会导致行政首脑与最高法院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最高法院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对立法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legislation）进行裁定。的确，在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中，亦即当最高法院无争议地推翻《国家复兴法》（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Act）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使美国幸免于难，未跌入因采用一种极不明智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灾难之中，而且也是在其所具有的宪法性权利的范围内行事。但是自此以后，最高法院中微弱多数的保守法官却根据颇有疑问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总统的措施无效，而这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坚信，如要实施他的措施，那么他的唯一机会就在于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或者变更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正是在那个被人们称之为“整顿最高法院法案”（Court Packing Bill）的问题上，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然而，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大选中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多数的支持而获连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