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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数对一道德规则的共同同意，是否构成了把这种规则强制适用于对它持有异议的少数的充足理由，或者说这一因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否就不应当受到更为一般的规则的限制——换言之，普通的法规是否应当受到一般性原则的限制，一如有关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也会排斥某些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何等善良。政治行动一如个人行动，也极需要有道德规则的支撑，而且连续性的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及个人决策的结果，只有在其与那些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诸原则极为符合的时候，才会是有助益的。
这类调整集体行动的道德规则，发展极为缓慢并充满了困难。但是，正是这一点应当被视为是它们珍贵的表征。由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为数本来就不多的这类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同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那样，个人自由的原则也要求自已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具助益的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硬的以致于任何权宜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从获得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对自由的主张，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实是对一系列原则的主张，也是对集体行动中权宜性措施的反对；一如我们所见，这就等于说，只有法官而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就曾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一系列原则的体系”（systeme de principes），我们可以说他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自由是一种体系，在此一体系中，所有政府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但除此之外，自由还是一种理想，此一理想如果本身不被作为一种支配所有具体立法法规的最高原则来接受，就不能得到维续。如果不把这一基本规则作为一种不会对物质利益做任何妥协的终极理想而予以严格的遵守——这样一种理想，即使在某种短暂的紧急状态中而不得不遭暂时的侵损，也必须构成所有恒久性制度安排的基础——那么自由就几乎肯定会一点一点地蒙遭摧毁。这是因为在每一特定情形中，人们总是有可能允诺某些具体的和切实的好处；尽管这种给予具体好处的做法只能以限制自由为代价，但是那些因此而被牺牲了本来可由自由提供的益处，就其性质而言，却始终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允诺，对于特定个人而言，始终只能是各种机遇而非种种确定性，只能是种种机会而非种种明确的赐物，此为一不争之事实；因此，如果自由不被视作最高原则，那么自由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允诺，就必定会因其性质的缘故而被证明为致命的弱弊，并使自由渐渐丢失。
10．根据上文所述，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因此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在安排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理性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对此所做的第一个回答是，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那么我们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我们在本书中所持的反唯理主义的立场（antirationalistic position），绝不能与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或任何对神秘主义的诉求相混淆。我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这个论点的一部分含义是指，如此明智地运用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deliberate reason）。天真幼稚的唯理主义将我们当下的理性视作一种绝对之物，而这正是我们的观点所要严加反对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
在安排社会事务方面，明智运用理性的首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而设法理解理性在一立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中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能够明智地努力重塑我们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当我们相信我们已然理解了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仍有可能发生错误。因此，我们所必须学会理解的是，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的生命，我们所有欲图完善社会的努力都必须在一我们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行运作的整体中展开，而且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我们只能希望在理解它们的前提上去促进和协助它们。我们的态度应当与一名医生对待生命有机体的态度一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一通过各种力量而持续运行的具有自续力（self…maintaining）的整体，然而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替代的，从而也是我们在试图实现我们的目的时所必须加以使用的。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上述诸项结论，无一旨在反对运用理性，所反对的只是对理性的滥用，亦即反对各种要求政府拥有强制性的和排他性的权力的主张；上述诸项结论，并不反对试验或尝试，所反对的乃是一切对一特定领域中的尝试或试验施以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控制权——这种权力不仅不容许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存在，而且还宣称自己拥有高于一切的智慧——，当然，所反对的还有那种最终会排斥较当权者所信奉的计划为优的种种解决方案的做法。
自由秩序原理第五章 责任与自由
第五章 责任与自由
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是治疗而非判断，是错误而非过失，那么民主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否还能存续下去，则无疑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人是自由而平等的，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的就是判断而非送入医院治疗。
F。D。Wormuth
1．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 …lity）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尽管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而且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将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它仍将强有力地把行动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他所能够控制的那些境况上，一如这些境况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被赋予了利用可能只有他才知道的境况的机会，而且一般而言，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业已最好地利用了这些境况，所以当然的预设就是，他的行动的结果决定于他的行动，除非有显见的反证。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对个人责任的信念，同对自由的尊重一起，现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