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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文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员国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昔日进步的结果——例如，知识及种种成就以一种极为迅速且便捷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我们置于了一种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继续高速的进步。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目前状况中，还有一个新的事实也在迫使我们继续向前进步，这个事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种种成就已然成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欲求和妒羡的对象。不论从多么高深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的文明是否真的比其他的文明更优秀，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所有渐渐了解西方物质进步的人士所需求的。这些人士也许并不希望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但确信无疑的是，他们却希望能够从中择取所有适合于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述事实感到遗憾，但却不能无视它，这个事实就是：即使在那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支配着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领导权也几乎全部都落入了那些努力采用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的人士的手中。
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有两种类型的文明似乎正在彼此竞争，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依归，然而事实却是，这两类文明对大众所做的允诺，以及它们所提供给大众的便利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虽说自由国家与全权性国家都声称其各自的方法在满足人们的欲求的方面将比对方的速度快，然而这个目标本身在他们看来却一定是相同的。这二者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只有全权性国家会明确认为自己知道应当如何获致那种结果，而自由世界只有通过其往昔的成就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就西方世界的性质而言，它们无力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任何详尽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激发了他者的远大抱负，那么它们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以一种新的力量，亦即那种在他们认为没有获得其所应得者时摧毁这种文明的力量。由于有关各种可能性的知识要比物质利益传播得快，所以当今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在种种可能性未得到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他们往日所没有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据此决定主张要求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权利。这些人一如任何国家之贫穷者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坚信他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既有的财富作再分配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而且他们还经由某些西方思想的启示而更坚定了此一信念。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便会在财富增长不够迅速的时候强行实施再分配措施。然而，这些会降慢领先者发展速率的再分配措施，必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即次一轮的改善将不得不更依赖于再分配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东西愈来愈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质进步来满足。毋庸置疑的是，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或磨擦，甚至还可能导向战争。因此，世界和平以及伴随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文明本身，就必须依赖于持续的且高速率的进步。因此，在此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也是进步的囚困物；而且即使我们希望，我们也绝不能放松悠闲下来，毫无紧迫感地坐享我们业已获得的成就。我们的使命就是必须继续领先，亦即在一条更多的人都会努力步我们之后尘的道路上继续领先。当然，到将来的某个时日，亦即当（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时期的提高以后）进步之通道极其堵塞（因为后继者会赶上来，而领先者亦因此会缓慢下来）从而导使那些落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仍能按过去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我们还会再一次拥有选择权，以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按此一速率领先。但是，在眼下，亦即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刚刚意识到人类有可能消灭饥饿、提高卫生条件和根治病害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千百年比较稳定的生活之后刚刚受到现代技术之浪潮冲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种浪潮做出第一轮回应并开始在总体上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
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第四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但是，最难习得的，亦仍是自由。……一般来讲，自由只有经历剧烈动荡的种种艰难后方能确立，并通过非暴力的论战和争论（civil discords）才得以完善，而且自由的禆益也只有在它久已确立之后方能为人们理解和享受。
A。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
1。虽说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源出于设计（design）。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而且为了达致这一目的，他们也会开始探究自由社会发挥功能的种种方式。自由理论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主要发生在18世纪，始于英法两国。然而只是英国认识并懂得了自由，而法国则否。
作为结果，我们于当下在自由理论方面便拥有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rationalistic）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虽说人们此后亦曾反复尝试过这一乌托邦，但却从未获致成功。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法国传统的论辩相当唯理、像是有理、似合逻辑，又极为夸张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所以渐渐赢得了影响并为人们所欢迎，但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却未曾阐释得如此清楚，也不那么明确易见，所以日渐式微。
由于我们所谓的“法国自由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源出于对英国各种制度进行解释的努力，又由于其他国家形成的对英国种种制度的认识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法国论者对这些制度的描述，所以上述英国与法国自由传统间的区别便被遮蔽了。当英法两种自由传统在19世纪的自由运动（liberal movement）中合为一体时，甚至当一些极为重要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在同等的程度上利用本国传统和法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时，这两种传统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模混不清了。到了后来，亦即当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论者（The 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s）在英国战胜辉格党人时，甚至连英法两种传统的根本差异也被掩盖了；只是到了晚近，这两种传统间的根本差异才以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或全权性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之间的冲突方式得以重新显现。
英法两种传统间的差异，在百年以前要比在今日得到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在这两种传统步向统合的欧洲革命的年代，人们仍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由”之间的区别，当年一位著名的德裔美国籍的政治哲学家Francis Lieber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848年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goverment）中寻求的自由，然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干预永远只能是极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极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贵族政制”。
不无遗憾的是，自1848年Lieber撰写此著作之后，法国的传统便逐渐地在各地取代了英国的传统。为了梳理这两个传统的条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在18世纪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纯粹的形式进行分析。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随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时代人塔克、埃德蒙·伯克和威廉·帕列（William Paley）也对之做出了详尽的阐释；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与他们观点相反的乃是法国启蒙运动（the French Enlightment）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Condorcet），乃是此一传统阐述者中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我在这里所采取的划分方法，并不完全是以国界为标准的。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晚些时候的贡斯当，尤其是托克维尔等人，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另外，英国人托马思·霍布斯至少是唯理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更不用说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雀跃的整个一代热情的人了，如Godwin，Priestley，Price和潘恩等人（就像在法国旅居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杰斐逊一般），都属于此一传统。
2．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