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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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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余人的绝望。 那个尊奉不可解论为主义而判处世人于永久黑暗的新学园派就是由此而来的。 那种认定法式或事物的真的区别性(那事实上就是单纯活动的法则)
为人力不及、不能找出的见解也是由此而来的。 由此而来的还有关于活动和动作部门的一种见解,那认为太阳的热和火的热在种类上大有区别,——担心人们会想象到能够凭助火的动作来演出和形成什么有似自然作品的东西。由此而来的还有一种概念,认为人的工作仅仅是去组合,至于混合工作则不是自然莫属,——这又是害怕人们会向技术要求什么能够产生和改变自然物体的力量。 如此说来,从这个迹象来看,人们大可得到一种警告,不要把自己的前程和劳力混缠于那些不仅仅令人感到绝望而且自趋于绝望的教条。
七六
另有这样一个迹象,也不应忽略而不论,这就是:以前在哲学家中间曾经存在过这样大的分歧以及这样五花八门的学派,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那些由感官到理解力的路径不是画定得很精细,而哲学的共通的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割切而碎裂成这样许多含糊而繁复的荒谬见解。这些时候,关于第一性原则和整个体系上的意见分歧虽已大部分消灭,但是在哲学的一些部分上仍存在着无数问题和争执。 由此就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在那些体系本身当中,或是在论证的方式当中,都没有什么正确的或健全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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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一般意见认为,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赞同了。 因为在它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即告衰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样,它就象是规建得非常之好以致能收前后两代于扈从之班。 对于这种见解,我要有所回答。 最先,一般所谓随亚氏著作问世而旧体系即告消亡之说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事实是此后很久,甚至直到西塞罗(Ci-cero)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著作还是依旧无病的。 只是到了以后,当野蛮人泛滥到罗马帝国使人类学术遭到沉溺之祸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体系乃象几块比较空、比较轻的船板飘浮于时间的浪头而独获保存下来。 对于说到众皆赞同一层,如果我们更明锐地深查一下,则人们也是受了欺蒙的。 因为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 而且人们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的同意却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断定和依于他人的权威;因此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而说不上是同意。 再者说,即使那是一种真正的和广泛的同意,我们也不应把同意当作可靠的和坚固的证实,相反,它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 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其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
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 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所以,我们正可准确地把弗雄(Pho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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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德问题的话语移用于知识问题上来说:人们要是得到群众的赞同和喝彩,就应当立刻检讨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什么错误。 如此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的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其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
七八
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 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奇怪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至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是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一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而非因为我的才具有任何优越之处,只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智慧的产物。现在且说,第一点原因,所谓那么多的年代,如果认真地秤量一下,就缩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 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够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 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凉之地和沙漠。 算来就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是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十分勉强。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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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 无论阿拉伯人或者经院学者们都提不到话下,他们在这些中间时期,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分量有所增大,不如说说是以大堆论文把科学磨损得象一条蹂躏了的道路一样。 如此看来,科学进步之所以如此贫弱,首先可以恰当地说是由于过去有利于科学的时间很为有限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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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还有一个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上。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 因为一切方术和一切科学如果被拔离了这个根子,则它们即使被打磨、被剪裁得合于实用,却是不会生长的。 现在看来,大家都晓得,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那些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在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说到前此的一个时期,即以罗马人为主体的第二时期,那时哲学家们的考虑和劳力主要是使用在和消耗在道德哲学上面(道德哲学之对于异教徒,就如神学之对于我们一样)。而且,在那些时候,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又普遍投身到公共事务之中;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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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罗马帝国的广度需要许多的人去服务。 至于再说到希腊时期中自然哲学看来算是最发达的年代,那不过是短短一瞬的时间;因为在早期,所谓的七哲,除泰利斯(Thales)外,都是致力于道德学和政治学的;而在后期,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以后,道德哲学就更空前地流行,从而使人心对于自然哲学背离得愈远了。还不止此,即使在自然研究发达的时期,因为人们的无谓争论和夸炫新意,也使那个时期本身败坏而没有结果。这样看来,在那三个时期当中,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到阻碍。 我们既然已看到这点,那么,对于人们之不会在其所不注意的事物上面做出什么进展也就不必要感到奇怪了。
八○
此外还须增加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尤其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者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
,而一直是被只当成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来对待的。 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黜到仆役的职务上,只是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别的色染。 实在讲来,除非是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用期待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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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当中,特别是在实用的那一部分科学当中,会有巨大进步。因为缺少了这个,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一些机械性方术以及医学自身——还不止此,人们将更加觉诧异的是连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逻辑科学也都在内——一并都将缺少深刻性,而只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滑溜过去。 因为这些个别的科学在一经分了工而建立起来之后,已经是不再受到自然哲学的营养的了;而其实,自然哲学从它对于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的结构和装配以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知觉等等的真正思考当中,是应该能够抽获对个别科学灌注新鲜力量和生机的方法的。如此看来,科学既已与它的根子分离开来,则它之不复生长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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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大多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 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乎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大部分人却没有感觉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是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 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方术和科学的总量作为自己的责任之意,所以即使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够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这些便宜的一点东西。 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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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可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地搜求。 又即使偶尔有人的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乎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