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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或称殷，按后期通用名称）最后京城之遗址为大商或大邑商。商朝最后11位国君均定居于此。商代共有国君30余人，据传说，曾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安徽北部之间的地带六易其都；其遗物散布的面积极广。据挖掘所见，可断定商有一小城堡，其夯土围墙的走向从西往东，自南向北，即如后来华北的中国都市。坑内藏有骨器与龟甲，经过火灼用以占卜，其中许多刻有文字。房屋基础与长方形建筑的废址以石头垫基，以青铜为柱墩，用以支撑柱子。墓坑中有陪葬的人与犬（陪葬人置于建筑物之外，脸朝外面，配有战戈，身旁放置青铜爵器）。有五个坑穴藏有并驾战车及其御车者。有些墓穴发现被砍去头颅的遗体，而另一些墓穴则只见头颅。最后，有一些大墓穴已经挖掘出来，显然乃是君主墓穴。大部分发现于1927—1936年间完成。据此可以推想，曾经存在过与建筑有关的祭仪，并有过献祭战俘之举。
自1950年以来，华北地区探出许多商代遗址。1953年，河南郑州郊区发现其中之最重要者。从中发掘出厚20米的夯土墙基及住宅、工场、窑炉的遗迹，还有青铜铸模以及大量陶器。没有找出安阳墓穴之类的大墓穴，不过与殷商最后一个京城相仿，其走向亦是从南往北，自西向东。青铜器皿构思较为简单，但工艺熟练程度已超过中东青铜技艺的最早遗物。
武器、祭器、车具、鞍辔为远古时代仅见的青铜铸品。商代末期的青铜器装饰复杂而精致，其式样、图案相对稳定，数量有限，而且也见于象牙、玉石、木器制品之上。装饰由图案与动物形状构成，勾勒鲜明，按一中轴线对称排列。这种动物艺术在新石器时代完全不见，这时突然出现，似乎是亚洲东北部青铜时代的特征，一直至南西伯利亚都可见到，尤其在卡拉苏克（位于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高谷）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这支文化似乎与商末、周初的中国青铜器发生过联系。对商代青铜的分析表明：不同器具，所需合金类型不同，据此铜与锡的比例因之而异。青铜中含有5％～30％的锡，2％～3％的铅。最精美的成品显然是祭器，有各种式样，每一样式都为特定的典礼用途而设。此类祭器在商代仅铸上极其简短的文字或标记，大体起到相当于家族纹章的作用。这类标记亦出现于兵器上，其中最富于特征的是戈，一种兼斧与刃的长柄武器，用以钩住敌人，先行发击；这种兵器只见于东亚。
轻便而耐用的战车，大轮子，多辐条，已经属于后世通用的种类，但似乎当时并未十分通行。这种车子接近亚洲西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战车类型（请注意：战车以及用以牵引的驯马约于公元前17世纪出现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配有方形车厢、弯曲辕木，由两匹套上索轭的马牵引。在发明胸带与轭圈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通用的套马法。这是战争的工具亦是摆排场的工具，专供帝王、显贵之用。公元前9—前6世纪的古老《诗经》就曾描述过豪华装饰的车及其华丽的套马。
战车以及若干在战争中使用的兵器（特别是混合式后弯弓，看来异常强劲）也用于行猎，狩猎为王家惯常仪式，铭文中曾不时提及。当时所获猎物异常丰富，如各种鹿类、野牛、熊、虎、野猪等。
凭考古资料与铭文，便可以对商代社会类型有一个起码的总概念。与后来材料作比较即发现普遍吻合，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看来周朝社会乃从商代社会演变而来），亦有不同寻常的特点。
筑墙城池、战车、青铜祭器，均为贵族阶级专有，此阶级可从其祭祀与参战而明确识别。出土文物与铭文提供有关贵族阶级的情况最多。因为农民阶层的存在只是隐约可见，其耕作方式与工具（石刀、短柄木锹）似乎与新石器时代并无重大差别。王宫是贵族社会一切活动的中心，而帝王则君临于贵族社会之上。再者，宗教、作战、行政、经济等职能密切联系，或者更准确言之，彼此之间没有真正明确的界线。王室世系居于氏族组织之首，而各族系首领同时为各家族祭祀之首领。当时已有地区政权，似乎近似于后世所见的采邑。这类政权，与侯、伯的名号相应，由王族成员执掌，但有时亦由名字不同的世系执掌。商朝领地延伸至整个中原地区，若干部分还伸展到长江流域。尚未归化商朝的居民被称为蛮夷，在这片土地上与出产青铜器的居民共同生活，二者常常处于敌对状态。这类部族在江苏北部、淮河流域尤为众多。
商代文明最明显有别于后世文明之处是其宗教仪式及宗教的主导作用，应当指出的是：后世只起次要作用的火灼甲骨占卜方式当时占有重要位置，对先君的祭祀享有特殊地位，而祭献仪式则大讲排场；曾实行人祭的做法，周代逐渐趋于消失。
第二部分 4。占卜与祭祀（1）
将献祭兽骨火灼作占卜之用，这种习俗为东亚特有。反之，东亚没有检查内脏的做法，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则是常事。已经证实，上述占卜习俗，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了，到青铜时代大为发展并日趋完善，成为王室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导致真正的占卜技术出现。卜筮学科成为专门人士的特权。此时之卜骨更为精心制作，带有重叠的椭圆形或环形坑道，在火的作用下可得到T字形的碎裂花纹（即指这种古老占卜法的中文的“卜”字）。安阳时代末期，应用龟腹甲已十分普遍。自20世纪初以来，已发现十多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所有甲骨都出自殷商末期都城的遗址，仅有极少数例外。这当中，已公布出来并经过研究者，约达五万之数。首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出现于中药店，当时作为“龙骨”出售。这种“龙骨”刻文引起金石学者王懿荣（1845—1919年）的注意，由其友人刘鹗（1857—1909年）加以鉴定，确定为商朝史料。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致力于研究这种占卜文字（称“卜辞”或称“甲骨文”）。与此同时，随着1927—1936年中央研究院开展的发掘运动以及1950年以来的各种发现，对商代遗址的科学认识已不断进展。由此，商代最后王朝的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乃至一些细节情况都已弄清楚，虽然仍有不少尚未完全明确的事物，但成绩依然十分可观。
甲骨经火灼后铭刻用以作为所得卦象之解说词，其目标是积累资料，借此可以发展占卜学识。此种材料乃中国最古形式之历史编纂，从一开始便显示其基本特色：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表现出注重先人事例的面貌。事实上，占卜涉及所有与王室职能有关的活动：祭祖、祭神、出征、任命、临朝、城建、农事、气象（雨水、干旱、刮风）、疾病、远行、做梦、生子、未来旬或未来夜之祸福。
研究这种文字可以了解中文最古老的形式，揭示出书写传统异乎寻常的连续性：当今通行的文字可上溯到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甲骨文，其发展并未中断过。这种古老文字，已经非常复杂，约有单字5000个，其中1500个已有人作出可靠解释，包含后来据此发展的大部分构字要素：象形者为“文”，在其偏旁，再加上表意的“字”。但正如中东的古老文字一样，亦可见如下情况：若干符号只用于表音，而不论其原来意义如何。
负责王室卜筮的占卜与录事人员（在安阳时期有不同学派，有革新者也有传统派）也注意历算问题。在甲骨文中已发现两种算法形式，后来在整个中国历史时期都加以应用：一为十进制，以1～10的十个简单符号表示，还有100的符号，再加上1000的符号；另一为十二进制，十进制与十二进制两套符号组合运用更为复杂，可用以构成60个双字符号的循环周期。这类符号当时只作为记录日子之用，60的周期用于计年仅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旬及旬之组合是商代划分时日的基础。有人注意到，商朝君主的名字总带上一个记录旬日的字符。看来，这是表示对其进行祭祀的日子。
第二部分 5。占卜与祭祀（2）
祭祀次数甚多，有些在固定日子进行，也有不大定期的。最重要的是与拜先君有关的祭祀，间或同时拜祭王后。根据甲骨文，可以开列商朝历代君主的完整名单，这份名单甚至上溯至商朝建立之前；继统法为兄传弟，弟统空缺时，则舅传甥。②因此，虽则商朝共有30位君主，但只有18个世系。再者，这份商代君主的总名单与后来传记所记相符，仅有几处细节略有出入。司马迁于公元前1世纪写成的《史记》已记下商朝各君主。
牛、羊、猪、狗曾大量作祭祀之用。为一祖先献上三四十条牛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甲骨文字用以表示一百头牛或一百头猪的牺牲，也有表示上十头其他牲畜的献祭。如此大量的牲祭到后世已不复存在，由此可以设想，在古代社会的经济中，饲养业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祭祀之时举行大宴，借此机会进行财富再分配。祭祀也可能带来巨大破坏，尤其是君主举行葬礼的时候。
1927—1936年间在安阳发现王室大墓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商代最生动的实物例证。陵墓平面成十字形，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坑道，居中还有一条更小更深的坑道。有两道或四道15～20米的长廊直通主坑。君主的木制棺材置于居中的坑道上，坑中有一条献祭的狗。在长廊上以及在坑道四周的平台上留有武士遗骸，大概是君主的近人或侍从，还有国君的战车连同其马匹与驭车人，此外还有陶器、青铜盛具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物品。在葬礼中，将君主近身侍从作为牺牲，而且要求将最贵重的财物以及表明下葬人身份的物品（主要是战车与战马）置于君主周围，青铜时代许多其他文明也有这种丧葬习俗。
卜辞亦提到其他祭礼。有一种重要祭祀取名为“帝”或“上帝”（后来此词用以指远古传说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