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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705年唐朝恢复称号后，西北旧贵族随之重新掌权，从此便与通过考试而招来的新官吏阶层展开争斗。763年，冲突达到最高峰，当时出生于南方的文官张九龄（678—740年）与渭水流域贵族的代表李林甫（？—752年）针锋相对。玄宗在位末期，完全不理政事。745年，杨玉环即著名的杨贵妃进宫。玄宗在她的影响下，将重要官职都赐给她的家族成员，于是使事情更为复杂。752年，李林甫去世，宠妃的堂兄杨国忠便与将领安禄山争夺宰相职位。任命杨国忠为相，终于导致755年爆发安禄山的军事大叛乱。
第五部分 11。755—763年的军事叛乱
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实行军事扩张，中国军队从朝鲜至伊朗节节胜利，看来已到欲罢不能的境地。中央政权似乎忘记，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职业军队正顺着某种自然倾向下滑，军队受本身利益所驱使，弥漫着一种距平民愈来愈远的心态。增加军队的自主性，集中指挥，交权与职业军人，就便于实行成功的进攻政策，但同时也就削弱了中央政府。不过，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增加军事首领权力的倾向，8世纪上半叶更为加强：为了对抗杨贵妃的亲属，尤其是杨国忠的势力（杨氏将四川造就成自己的领地），宰相李林甫（737—752年在朝）竭力扶持北方军队将领。李林甫主要将心血花在胡人出身的将领上，认为他们比汉族军人更易于操纵。将领安禄山便由此得到朝廷的厚加赏赐。他一人在现今的北京地区管辖三个藩镇。自隋朝对朝鲜作战以来，北京地区便直接由大运河供应物资。安禄山之父为粟特人，母为突厥人，其姓取原籍布哈拉（阿姆河之北）的粟特人之姓，名字则是伊朗名字Roxane（“光明”之意）相当准确的标音，这是大夏公主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曾娶她为妻。755—756年冬天，安禄山率部进攻洛阳、长安，两城不战而陷落。随后发生的激动人心事件——皇上溃逃至成都，757年安禄山死后史思明继任叛军首领；在藏人与回纥人协助下新帝肃宗克服困难收复两都地区——看来此处不宜详述，本稿无非是中国史的概要。不过这段悲剧的严重后果却应予着重指出。
注释
①唐时称“道”。——译注
②此地名自译，原处不详。——译注
③即黑龙江。——译注第二章向近代过渡
一、叛乱的后果
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叛乱可以视为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领域的明显方向转变。7世纪上半叶，演变仅仅开始，看来此危机愈发使其加速：自755—763的可怕年代起，对外关系、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生活各方面无不迅速变化。
退缩
在危机当中，设于帝国边区的整个防御制度趋于瓦解。自阿拉伯人在安史之乱前数年占领疏勒以来，帕米尔的控制权便已失去。唐合法政权的主要盟友回纥人，757年扩张至甘肃，由此控制着甘肃中部与吐鲁番之间的全部地区。西藏势力牢牢扎根：藏人进犯中亚绿洲、青海及甘肃。763年，藏人进驻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劫掠甘肃东部皇家马场的马匹，甚至挺进至长安。自790年起，位于玉门关以西的领土终于全部脱离中国控制。自汉代以来华夏诸国便与中亚及帕米尔以外地区保持经常联系，只要考虑到这种关系，便可知道这是对中国文明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东北方面，7世纪末以来统治朝鲜的新罗，宣布脱离唐朝独立。最后，自7世纪中叶起，四川与缅甸之间的各藏缅国家亦发展起来。这些国家已经汉化并深受中国、印度、西藏的影响，有时与中国结盟，有时则与西藏联合。南诏国是其中最强的，它将对手吞并并自750年起开始扩张，虽然中国曾出兵远征遏止之。9世纪时南诏日益成为威慑力量，直至进犯成都地区并于827年占领红河流域与河内。865—867年，中国远征失败后，南诏竟至一度占领四川首府。902年起，西南王国以“大理国”而著称于世（大理位于云南西部洱海之西岸），该国一直存在到13世纪中叶，直至被蒙古人征服之时。
7世纪与8世纪上半叶大扩张时期之后的总收缩至10世纪愈益严重，当时东北部汉化的契丹国业已形成，中国也失去对红河流域的控制。越南受中国千余年来殖民行政统治，留下深深印记。939年它摆脱了建于广州的南汉国的管辖，自此一直保持独立，只有两个时期除外：一是蒙古人占领时期，另一是15世纪初，当时越南隶属于明皇朝。
第五部分 12。向近代过渡：税制与社会演变
另一领域——税务组织的变化亦不少，税制与政治组织、社会现实乃至经济都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口分田”的分配制度有赖于人口与地籍的精确普查而且要定期掌握新情况，因而这一旨在收取谷物税的制度繁杂而不可靠。此外，因地理条件与人口密度千差万别，也不可能到处实行统一法制。缺地的地方，便允许迁出。再者，凡是种大麻而不种桑树的小块土地之处（中国西北部的情况就是这样），总想将口分田纳入家产之中。最后，土地律令规定的许多例外也使人有机会绕过法律。因此，自7世纪末起，享受口分田的小农阶层开始分化瓦解，窜改户籍、地籍册的现象极为普遍。
这种现象的原因大体有多方面：游牧民族与藏人在边境的窜犯引起自发迁徙；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水稻种植的发展产生了吸引力；能给穷困农民贷款的地主富豪施加的压力。而穷人受富豪剥削大概是8世纪纳税家庭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7—8世纪上半叶，控制政治生活的西北豪强家族、皇室贵胄（皇亲国戚、妃嫔家族）、军事将领与高级官吏，乃至大寺院等均拥有私属领地，领地的称谓不一，其中以“庄园”为最普遍。这类庄园兼有乡居与游园，包含农场（处于农民耕地之侧），有山地或丘陵地，有果园，同时还有种谷物的农田。设于河道中的庄园水磨坊有时成为跟缺水灌溉的农民争议的根源。但唐朝初期这类私人领地已大加扩张，连农户土地也被兼并进去，因而其性质已起变化，“庄园”一词竟指由佃户与长工耕作的大农场。这种大庄园有如罗马的别墅，后来由此产生了小型居民点：宋代许多小城的名字（“庄”）便保留了这种起因的痕迹。变化的原因大体是8世纪以后华夏世界商业发展带来的。
8世纪上半叶曾致力于重新登记逃避普查的家庭与土地，但表明劳而无功。于是开始采用新的征税形式，不再按农户，而是按土地（“地头钱”）、按收获（“青苗钱”）征收。780年杨炎著名的直接税改革——夏、秋“两税法”，便是上述做法的系统推广。
但土地税改革（其中一部分税收已用于各州预算）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须要谋求新的财政收入，因为许多地区已不受中央政权统治。国家专营可以对日用产品在生产阶段或在分配阶段完成征税，从而有可能通过正常收入填补赤字，上述收入不受政治局势影响。税收新形式曾受公元前117年汉武帝时期设立的著名盐铁专营所启发，8世纪期间长江流域与四川发生的经济飞跃想必为此税收新形式的成功提供了基础。盐专营最为可靠，收益也最好。因为只要国家政权控制生产地区（河北至广州地区沿海州府的盐田、山西南部的盐湖、四川的盐井）即可。759年，设立盐专营；764年酒专营；793年茶专营。饮茶习惯传播极快。自780年起，盐专营为国家赢得一半财政收入。806年，这项收入已达600万吊钱；808年，880万吊。于是，760—800年间，税收制度与不同税种的分配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土地税性质改变（不以耕作者而以土地为基础），而且商业税制比基于小农户的直接税制日益重要。这种趋向在宋代（960—1279年）愈加明显。
国家在税收方面的行动结果导致负责收盐税的富商大大得益。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为其提供机会，使之有可能运用大批资金并增加其经济实力。800年前后起，长江流域与华北之间的贸易、四川与浙西（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之间的贸易已由富商掌握，富商成为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如：扬州（位于长江北面20公里的大运河上的商业大都市）的贩盐巨商、四川成都的富商。值得指出的是：8世纪期间，茶叶贸易异常发达（唐朝时期，茶作为饮料的习惯开始普及）。自8世纪末起，茶叶贸易税收达40万吊，即几乎相当于巨额盐税收入的12％。茶叶产地位于安徽、浙江、福建以及四川。
茶商在发明信贷转让新方法方面起很大作用。806—820年间出现了第一种兑换票据，名为“飞钱”：赴京都销货的茶商将产品交售给代表州行政机构的“进奏院”，并领取借据，凭借据回到本省，经扣除在京城应缴的税款之后，便可领得现金。9世纪末、10世纪初，货栈、当铺、兑换所，还有四川成都的商行开始发行可流通的存款证据，这就是钞票的前身。1024年，四川出现第一批由国家发行的纸币。当时商业交易已迅速发展起来，而支付手段贫乏，于是引起在信贷转让手段方面进行革新。
第五部分 13。水稻种植第一次大发展
8世纪，华夏世界的重心趋向于从渭水流域与中原地区往长江下游平原转移。前者自古以来（实际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一直是华夏世界的中心。历史上这一重要现象大体与水稻种植进展、长江地区商业发达息息相关。长江流域是丝、茶、盐（淮河盐田）的产地。6世纪以前的水稻种植方法一向是一次播种，在原地收割，因而不得不让农田休闲，而唐代实行插秧，收成便可迅速提高。11世纪时，由于引进早熟谷种，随后还进行系统选种，因而收成益发增加。由是水稻种植成为一种世界上最精湛的农业技术，能使单位产量提得极高，直至现代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