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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博学的大官崔浩合作，一道采取措施反对佛教，而当时佛教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崔浩创立了首批吸收佛教戒规的道家寺院。从这时起便出现道教教会，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这是佛家教会的翻版，有其经文、寺院、祭礼仪式。
第四部分 17。佛教热（1）
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就其地理范围、所涉及的居民数量与多样性（疆域从伊朗至日本、从中亚至爪哇）而言，比起与之几乎同时的基督教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要广泛得多。书面传说资料丰厚，学派繁多，文化成分丰富，这是伴随佛教而来的，使情况更为错综复杂。
佛教于一、二世纪开始传进华夏世界，其时佛教历史已相当悠长，曾接受过伊朗影响及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当地南北印度社会阶层的作用更自不待言。宗教热盛行于中国的时候（5—8世纪），它在华夏世界以外的佛教化国家中继续发展下去。佛教后来的变化亦影响到中国历史，因为佛教成为喜马拉雅山系居民以及草原游牧居民的大教，自8世纪起便以西藏所采纳的形式出现。因此应重视这种演变进程，并应注意东亚佛教影响的来源地区不一。虽然传进中国的佛教主要来自中亚绿洲及阿姆河东南地区，但一些处于克什米尔、锡兰、苏门答腊、恒河流域等地的教派也曾对中国的教义的发展起过影响。这些教派在某些时期曾发挥重大作用。
但应指出：这个诞生于印度东北部的大教到中国便须适应与其发祥地迥然不同的文明。由于佛教在若干方面能符合汉末及后来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传统及其关心的问题，因此能进入华夏世界。佛教教派是相对自主的实体，有其宗教社区、祭祀场所、领地与附属设施。其组成适应贵族阶层的不同需要与利益，适合农民社区，也符合国家政权的需要。佛教起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作用，自4世纪左右至11世纪初真正控制了大众的思想，对思想史的影响一直延至当代，虽有时隐秘，但极其深刻，因此，佛教是构成华夏世界的基本成分之一。它的引进大大丰富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并使之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佛教深入中国
佛教之所以传播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是沿着通商道路，并借助交流大潮而来的：一条途径是连接阿姆河与甘肃的绿洲地带；另一条则是印度洋与东南亚贸易所经的海路。大陆内部贸易增长与海上联系发展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事情，均从公元初开始发生。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公元前6世纪末，诞生于恒河中游流域的佛教，因加进新成分，慢慢不再是只为出家人专用的修行方法，而成为面向大众、普渡众生的宗教。此外，圣徒传记也发展起来，这种传记为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戴上美妙光环，从而适应世俗信徒的口味（如释迦牟尼的前生轮回表明哲人的利他品德）。其他与释迦牟尼相仿的佛陀形象也已确立（首先是弥勒，未来的救世主），而且拜祭形式亦已定下来（如崇拜遗物，崇拜释迦牟尼与不死的佛家圣者——阿罗汉）。甚至遵从先师教导的宗派，内部也发生同样变化。而演变的结果导致公元初始年间印度西北部出现一个革新流派，该派独立活动，取名大乘教，认为佛家人物无数（无量世界的现在、过去，将来的佛陀、菩萨、“醒世之神”，他们出于对众生的同情，推迟涅槃，普渡众生，将众人从转世的永恒痛苦中挽救出来）。由此，佛教便成为世俗宗教，受贸易发达地区的商人所信奉。这一地区从印度河流域延伸至阿姆河流域。
伊朗的影响与希腊文化的影响长时期与上述地区的印度影响融会一处，似乎曾大大推动以上变化。在这文明的交会点，佛陀大概第一次以人的形态表现，而且受希腊文化影响的雕塑艺术亦发展起来（犍陀罗派位于西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地区，其影响往东延伸；马图拉学派，位于德里与亚格拉之间）。在此地区，佛塔（窣堵波）的形式也起了变化，而且愈造愈高，岩石佛雕亦已盛行。喀布尔西北部的巴米安岩洞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第四部分 18。佛教热（2）
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前232年），印度孔雀皇朝扩展至兴都库什山脉。这种扩张曾经促进佛教在上述地区立足（阿育王推崇的佛教的碑文用变体的梵文——梵语俗言、阿拉米文、希腊文写成）。但看来贵霜皇朝建立才对佛教在中亚以至在华夏世界的传播起决定性作用。贵霜人为印度塞西亚人，来自甘肃与吐火罗的大月氏，这个皇朝的兴盛时期是公元50—250年。其首都位于白沙瓦的交通枢纽，皇国控制着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现今的巴基斯坦西部、阿富汗、伊朗东部边区、阿姆河流域绿洲以及塔里木西部盆地。此外，中国在中亚的扩张，塔里木盆地与黄河流域之间的贸易发展，都促进佛教影响深入中国。
因此，下面两种情况可从历史环境得到说明：一方面华夏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传统，既有来自印度河流域与伊朗东部之间的地区，也有来自外奥克散、克什米尔与中亚绿洲地带（主要是于阗与龟兹）；另一方面，佛教影响首先传至华北的商业城市及市民阶层。第一批将佛教经典译成中文的人士并非印度人，而是安息人、粟特人、印度塞西亚人，也有出生于中国或中国接壤地区、其双亲为粟特人或印度塞西亚人的。
第一次被提及的汉朝佛教团体始于公元65年。其位置处于江苏北部东端，从这点可以推断：佛教已在这些国际性商业中心生根，如甘肃各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京城（长安、洛阳）等地，这些城市的外族人就不少。
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似乎较晚。印度洋与东南亚的海上通商导致下述诸地印度化与“佛教化”：印度支那半岛红河流域以及苏门答腊（巨港）与爪哇沿海平原。因通商之故，来自印度河与东伊朗之间地区以及稍后来自印度不同省份与锡兰岛的商人及教会人士逗留在现今越南北部（河内地区）、广州、长江流域。但这种现象明显出现，似乎只是自吴国（222—28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立国之后，而且这时越南红河流域与南粤平原地区的商业活动也已发展起来。上述两地构成了整体的地理与人文环境。3世纪初，交州（河内地区）已见不少外国人。247年康僧会抵达南京，他出生于一个原籍粟特而定居于越南的商人家庭，是将印度文献译成中文的早期人士之一。
适应环境
佛教进入中国而且适应华夏世界，是一个复杂现象，有关的诸方面似乎彼此关系不大。这一异国宗教并不表现为各种成分密切不可分的单一形式，而是显露出杂乱状态，诸如：神像拜祭、尚未为人知晓的寺院生活方式、整套道德规范、五花八门的教义、一些凝神或入定的技巧等等。一方面是拜祭与笃信，另一方面是教义与哲学，两方面的发展开始时互无联系。佛教某些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若干传统显出与之有类似之处。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此异国宗教被视为是道教的变体；佛教是古代道教影响的产物的观念竟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有老子转化胡人之说。但是，无论道教作用如何重要，借助若干类似之点而促成广泛同化现象的，广而言之，乃是华夏世界整个宗教、道德、哲学传统使然；这种同化现象也同时影响2—8世纪的社会及政治历史。
佛教出现于中国的第一个可靠证据是公元65年有人提及皇族一成员在江苏北部商业中心彭城建立了一个团体。166年汉宫所举行的仪式中，佛陀形象与黄老学派的道教神仙结合在一起。亦在彭城一地，有一份文献表明，193年，一名地方小士绅建起佛教风格的寺院，同时还提到举行斋宴以及为神像举行佛家典礼仪式。这类证据显示当时的教仪活动，其最初开展情况所知不多，但其作用肯定十分重要。来自西域的佛教以其新颖性而著称，自然引起都市阶层的好奇与关注，如：带有豪华衣着与装饰的立像、蹲像、卧像；伴有闻所未闻的赞美诗、歌曲与音乐的仪式；佛塔（窣堵波）高耸，与中国的水平建筑格式形成鲜明对照；将高杆竖于建筑物的顶端；如此等等。
第四部分 19。佛教热（3）
拜祭活动提出一个涉及面甚广的基本问题，即：华夏世界的宗教生活形式如何同化佛教。5世纪末以后，华夏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宗教热情，简言之，佛教成了中国的大教，如果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无论哲学与教仪的借用，抑或对得道高僧的崇拜（此种崇拜夹杂对北部中国半胡人君主的恐惧）都不足以解释之。至于地方的祭礼与团体，其活动十分隐蔽，鲜为人知。只有其结果显示出，当时的佛教已成为中国宗教，拥有自己的僧侣、信徒与祭祀场所。
相反，知之较多的是：公元初四百年光景，凭借若干相似之点而从佛教引进的思想与技巧成分受到部分吸收。关于这类借鉴及其相对应的中国事物，可以列举如下：
1．因果报应的佛教教义（通过转世以报偿现世的行为）与个人“分”、“命”的中国观念；
2．四大皆空的大乘教义与玄学派关于“有”、“无”的本体论思辨；
3．佛教的利他主义、纯洁、道德（五大“戒”：谴责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与中国的传统道德；
4．寺院生活与哲人避开公共生活、圣者远离尘世的中国理想；
5。佛教的璯珈修练（禅定）法（数呼吸，注视身体、将其视为腐败之物，显现彩色形象……）与道家的通灵出神入定法；
6．佛家法术与中国法术（占卜、医药、巫术）。
印度文献《四十二章经》第一次编译成中文大体始于100年，汉末（尤其是148年安息僧人安世富抵达京城以后）以及曹魏皇朝时代（220—265年）洛阳与长安的翻译活动已经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