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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漏壶控制的日转装置。
第三部分 23。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1）
五行繁琐哲学真正控制一切思想，因而此哲学（起码其范畴及其基本对立）见于预言解释者、经典诠解者、道教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中（公元前2世纪撰写的《淮南子》就是带有道教与神秘倾向的集子，内中充满五行繁琐哲学，一如董仲舒的著作），甚而也见于谴责神秘学说泛滥、指斥迷信盛行的人士的著述中。
有人或许提出疑问，这种哲学何以如此成功。这有可能是五行哲学自认为可以对宇宙作全面解释，而政治环境则促进其发展。随着皇朝建立，郡县代替了旧封邑，城邦主的祖传祭礼消亡，政权看来已无任何宗教基础，于是似乎感到需要借助于其要素取自于古老思想的神秘的天命论。这些要素则纳入可变的系统之中。例如有一学说阐述五德相继，新克旧者；另一学说则认为，每一“德”出自前一“德”。君主行为被视作天道之行，虽然这种看法符合远古传统，但在帝国时代却有着新的背景：法家立下的法律与规例已取得古代典礼的神奇的宗教效能。秦始皇本人自视为造物主，他强行以自己的准则统一度量衡，推行新文字，通过定立官爵等级与奖惩尺度去改变社会，从而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
法家构想的体制曾作为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卓越工具。在占统治地位的阴阳学说影响下，此体制又加上了一层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奇含义：刑罚为“凶”，恩赦为“吉”。君皇的责任在于将严与宽适度配合，使吉与凶不致因其过度而损害宇宙的和谐。作为天下之主的国君以及各县郡的官吏都是全面秩序的推动者与负责人。而秩序则表现在丰收、人和、无灾害、战祸、盗匪等方面。
学派之争与思潮对立
西汉时代经典传统与诠解学派繁多，可简单归结为两个主要对立流派。当时大部分注疏者以口头传下并用当代文字记载的文献为基础（“今文”），而汉朝之前用古文写成的复本亦已发掘出来。这种考古发现激发起一场争论，其意义远远超乎鉴别文献真假的问题。争论的影响至19世纪仍然有所反映。据某些人说，第一次大发现追溯到景帝（公元前156—前140年）时期，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始于公元前93年。《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新文本在孔子旧居墙内被发现。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孔圣人的后人孔安国第一个对新文本产生兴趣。据说，解读这类文献并非易事。但古文经学家似乎很快就会聚了举凡反对神秘解释、拒绝将古籍视为预言集的人士。看来今文学者在追随齐国的天命说与卜筮传统（邹衍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而其对手则坚持先师故国鲁国的教化与典礼传统——而通常亦是唯理主义的传统。不过，新的流派很迟才形成。公元前51年两对立派代表在朝中进行辩论。这次辩论，董仲舒的学说取胜。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仍然显得异常孤立。刘歆（公元前32年？至公元23年）即如此。他是皇家书库总管，曾将皇朝统一前的古籍大量整理出来。当时，不仅同一文献有异文而产生歧见，而且论辩已触及学理内容不同的著述。因董仲舒重视公羊注鲁史①，而且此书有其神秘背景，《春秋公羊传》便成为今文的代表，而被认为是阐释鲁史的《左传》乃至《周礼》则是“古文”经学富有特色的著作。由于篡位的王莽曾厚待古文经学家，因此汉朝复辟时就对古文学者极为不利。但古文经学的规模不久即扩大起来，东汉著名注疏家即以古文文献为其研究基础。下面几人便是此种情况，如：贾逵（30—101年），他是《左传》、《周礼》、《国语》的注释家；马融（79—166年），他特别写下了关于三种注释的比较研究（《春秋三传异同说》）；著名的郑玄（127—200年），他曾注《毛诗》（《诗经》）、《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尚书》。东汉时期今文传统唯一的重要代表是何休（129—182年），其著作乃《春秋公羊解诂》。但何休的学说受到郑玄驳斥。原先用古文编撰的文献到汉代以后尤其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年）、梁代（502—557年，位于长江流域）以及隋朝时期（589—618年）高踞主流地位。“古文经学”的胜利导致汉代大量谶纬著述几乎完全消亡。到18—19世纪某些学者才想到要恢复被遗忘的传统，这一传统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等著述以及何休的著作为代表。
第三部分 24。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2）
可能因辨读古文经典而引起对碑铭文的新兴趣。中国第一部词典——许慎的《说文解字》，约于公元100年问世。因为《尔雅》不可能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词典，它以百科辞书形式出现，含一系列注释，先于汉代成书，但日期未确。《说文解字》中分析相当古老的独体及合体文字，这种文字由李斯在汉皇朝统一之前订定，书中收9353字，分为540部。
西汉末年开始出现唯理主义倾向，大概与古文经学家表达的潮流密切相关。有如下的代表人物：扬雄，赋作者与《易经》专家；桓谭（公元初年），音乐家与博物学家；尤其是王充（27—97年），《论衡》的作者，《论衡》是批评当时迷信的巨著。这类作者大体未能摆脱当时的思维方式（感应体系、阴阳对应、天地对应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具备敏锐的逻辑推理意识，对理性解释有着强烈兴趣。王充异常热衷物理、生物、遗传等问题。虽然他有时借助古人权威，但他更乐意运用出自经验的根据。他竭力单靠自然的起因去解释各种现象。他也和桓谭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否认人死后尚有何物：犹如火需要燃料，思想、意识、感觉离开肉体便无法存在。他批判当时十分崇仰的个人命运（“命”）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命运差异归因于三个独立因素：先天的身体与智力状况、环境与事变的偶然性、星宿对个人诞生的影响——后一点表明王充依然未摆脱其时代局限性。
经典研究鼎盛时期与汉末思想文化更新
东汉时代经典研究取得光辉成绩，出现杰出注释家，如曾著《三传异同说》（《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的马融（79—166年），以及经学大家郑玄（127—200年）。蔡邕（133—192年）订定的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经文于175年刻于京城的石碑上。不久之后情况则不如先前顺利。经典研究与儒学很快进入漫长的衰退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实际上持续到11世纪新道德哲学与玄学兴起为止。
汉末时政治社会危机已经促进新趋势出现，其标志是回复到战国时代的传统：庄老道家哲学、唯名论、墨家辩证法、法家学说。与公元前4—前3世纪一样，当时思想家似乎也分为两派，一派态度是独善其身，另一派则渴望强制秩序：一种选择的是无政府状态，另一种选择的是独裁专政。如王符（约于85—162年）的《潜夫论》就指斥当时政治风尚，批评商业、手工业占据了过分重要的位置。此书书题（“潜夫论”——隐士之说）正表明作者拒绝厕身于腐败社会。法家学说的新兴影响在书中有鲜明的反映。而崔寔（约于135—170年）的《政论》则坚决主张强化国家机器，其手段是通过运用严厉的法律，而不问理应的或事实上的特权。
汉末出现的新趋势到3—4世纪已获得充分发展，当时，行将支配中世纪中国整个思想的宗教大运动正开始形成。4—8世纪的中国是佛教文化的中国。
第三部分 25。作为政治探索与道德反省的历史学…
自各诸侯国开始编史以及出现第一批青铜铭文（公元前9—前8世纪）以来，修史传统慢慢发展，至公元前100年左右进行综合，出了司马迁（公元前135？—前93年？）的《史记》。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继承其父司马谈的事业；利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同时提供出第一个纪传体的长篇系列模式。此传统为后世继续发扬，一直传至满清帝国。司马迁承继各国编史精确的纪年构架（记朝代、年、月、日），从而使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自公元前841年首批记有日期的事件起一直至当代的情况都极其准确，令人赞叹。司马迁还承袭这一旧例，即对王朝的正式文件严格照录，一字不易。最后，他还充分运用纪事、逸闻、议论等艺术手段，这些技巧在战国时代的外交会晤与学派争论中已发展了起来。举凡记忆所及的口头资料在汉代已经收集记录下来，如：左丘明的伟大著作《左传》，此书不久便成为《春秋》、《战国策》、《国语》的佐证与解释根据。司马迁借助口头传说、文献资料、时人实证，第一次勾勒了华夏世界自开天辟地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文笔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美的笔法之一，而且具备极强的综合能力。《史记》是政治探索与道德反省的史作，影响着后来各朝通史的修史者，首先是班固及其妹班昭于82年完成的《汉书》。在这类著作中，也出现司马迁曾采用的三种主要写法：本纪、书志（关于礼、乐、天文、行政、地理、军队、河渠、经济、法律等）、世家列传，后者包含有关异国的极宝贵的资料。
中国的散文似乎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一点反映在司马迁、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董仲舒等伟大作家身上，他们都是历史学家，要不就是御用政论与皇家纪事作者。中国散文宜于阐述、纪事、论说，以其简洁有力、优美灵巧、耐人寻味的力量而著称于世。看来汉代散文已借鉴战国时代在不同体裁中曾尝试过的所有各种经验。约800年时，柳宗元与韩愈对之推崇备至的正是汉代散文，而后来明代与清代的作家则竭力仿效之。
第三部分 26。宫廷文学
公元前2世纪各国的宫廷，尤其是梁、吴、淮南王的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