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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五月十九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正式揭开了。
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我、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
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
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完稿于万寿塔下，三月二十九日改定。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汇报提纲》和《科学十四条》
把《汇报提纲》说成同《二月提纲》是一条黑线，那只是“四人帮”批邓的政治需要。如果真要寻找《汇报提纲》同历史上哪个文件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可以说得上有这种联系的，就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通常说它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简称，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十四条”、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因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说《科学十四条》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根据有三：一是因为它们讨论的工作领域相同，都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时作汇报的中国科学院，又是集从前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三家任务于一身的组织；
二是因为它们都有针对当前情况进行纠偏的性质，《科学十四条》是针对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汇报提纲》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虽然两个文件的纠偏又都局限在必须继续肯定造成混乱的根源（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限度之内，但毕竟是着手去进行纠偏，而且纠偏的指导思想，如反对批判“白专”等等，两个文件也都有相联相通之处；
三是因为参加两个文件的具体文字工作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相同的，这就是两次都成为执笔的主力成员的吴明瑜（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和两次都参与执笔的甘子玉（他原来是聂总的秘书，后来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和我（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一九七三年重新工作以后也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
当然，两个文件的主持者不同了，《科学十四条》的主持者是聂总、韩光、张劲夫、杜润生，《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两胡是不是意识到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大好说。我以为，胡耀邦大概会意识到，因为他这时担负起科学院的领导工作，翻看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历史文件，并且要吴明瑜参加《汇报提纲》的起草；胡乔木大概多少也有一点意识，不然他为什么要找甘子玉和我参加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的修改呢？从我们参与两个文件执笔的人来说，的确意识到两个文件的历史联系，而且希望这次能搞出个经毛主席直接过问和批准的文件来，按我们那时的认识，认为这样的文件就可以立于不倒之地了，果然能够如此，也可以算是我们在科学领导机关工作多年，终于遂了一桩心愿。
谁知这样一个可怜的心愿，也未能遂了。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二、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
我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底从农村整社回来，被派去参加《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的。
在农村，我亲眼目睹了三年“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难的景象，亲身体验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扭转局势的威力。在十二条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草案）。我们在县里办公社、大队、小队干部轮训班，讨论和贯彻六十条，广大基层干部非常拥护“以生产队为基础”（即把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权利下放到生产队这一级），其兴高采烈之程度，对于我这样的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真是出乎意料。在轮训班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是邻县什么地方已经允许“包产到户”，也就是“以农户为基础”了。一位小队长来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并且说：“如果真的允许包产到户，我不但要举起双手欢迎，连双脚也要举起来欢迎！”这个反映更使我震惊。当时，我还不能认识和理解农民拥护包产到户的意义，传言中的做法当时也的确没有得到允许。对这否定的答复，那位队长没有表示太大的失望，大约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同共产风相比，六十条他们已经相当满意了。
紧接着农业六十条之后，认真进行政策调整的，首先是《科学十四条》。提出起草这个文件的，是聂总，是中央科学小组的领导人。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不是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走在前头，这一点是很值得思索的。我想，这与聂总这些同志主持科技领导工作、接触科技知识分子、考虑问题比较实际、着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有很大关系。如果总是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摆在为纲的地位来考虑问题，情况就会不同。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跟着于光远和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有机会到聂总那里去汇报科技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头脑正热的情况下，汇报中对科学工作搞群众运动的热闹景象和夸张成绩作了很多渲染。聂总听着，没有说什么。后来在闲谈中，他似乎是不经意地说起抗美援朝战争，说起那时美国人掌握制空权，志愿军运送给养弹药很困难，火车被炸得不行了，靠汽车；汽车被炸得不行了，靠马车；马也被炸得不行了，靠人背。群众运动是了不得，很英勇，不怕牺牲。但是，人能背上去多少呢？最后还是要靠夺取制空权解决问题。这一番冷静而切实的语言，同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为准备起草《科学十四条》而组织的一些调查工作，通过《宣教动态》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扬在听取科学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到中国科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这篇讲话对《科学十四条》的思想酝酿发生了影响，这个我已经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讲到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本来就参加《科学十四条》起草和修改的讨论。我去的时候，《科学十四条》（四月稿）已经成稿，我参加了后期的修改、定稿（六月稿）的工作。这一阶段的修改，幅度也不小，第一条“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就是新拟定的，还有一些条，也有大量的补充。
我参加更多的，则是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刚提出要起草的。
为什么有了《科学十四条》，还要另外起草一个请示报告呢？这是因为，《科学十四条》是个条例性质、规定性质的文件，不是论述性质的文件，不可能多讲道理；《科学十四条》又是个准备向党外、向全体科学工作者公布的文件，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道理，不宜在这里多讲。而当时的政策调整有相当大的幅度，在领导科技工作的干部中，思想要转相当大的弯子，认识一时还不容易一致，需要中央向他们多做说明和说服的工作。请示报告就是准备针对这些政策和思想问题，向党内干部多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
这样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聂总报告中提了七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和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科学研究时间保证的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体制和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三、从历史文献中找支持
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报告，编了两部分文献集，一部分是中央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历来的文件，一部分是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同志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