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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分几个层段、定义每个层段的最低标准以及每层段关税削减的类型仍然在谈判中。分层削减法对于享受不同待遇的敏感产品的关税上限作用将进一步评估。此外，将要纳入谈判的问题还有关税升级、关税简化以及农产品特殊保障（SSG）问题。
发展中国家一般认为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框架协议制定出了在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改进、逐步削减乃至停止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以及贸易扭曲性的国内支持的实质削减这三方面的路线图和一些关键基准。但是模式的细节、目标、准则和实施期都没有具体化，给进一步谈判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灵活性。总体上，发展中国家认为可信赖地、迅速地以及完全地实施农业谈判承诺是非常必要的，谈判达成的结果应当与多哈授权中设立的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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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农业框架协议的达成无疑增加了WTO成员就多哈回合整体框架协议达成一致的希望，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在谈判中极力鼓吹和推行的农业贸易“新自由主义”更让人不寒而栗。
美国作为农业发达成员，在世界农业领域极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减少国家干预和国家开支等内容。这些政策在世界农业领域的真正推动者则是美国国内的大型农业跨国公司。
纵观美国农业贸易政策的发展进程，美国并不是推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始终如一的拥护者，而是随着其国内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中取得垄断地位而逐步变得对农业贸易自由化热衷起来。中央编译局刘元琪博士对美国农业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我们不妨借助他的研究揭开历史的面纱，简单地回顾一番美国所谓农业贸易“新自由主义”的由来。
1935年通过的美国《农业调整方案》，其目的是阻止农业进口，以使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对农业的这种支持导致美国农民生产过剩，美国于是通过向国外提供廉价食品援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剩余农产品。一些大农业公司如嘉吉公司和大陆公司从家庭农场收购谷物，然后通过受国家补贴的食品援助项目出口，取得了巨大收益，迅速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地位受到巨大挑战，于是美国对国内外政策做出了巨大调整。1973年美国颁布的《农业法案》，取消了很多对农业的干预和限制，并鼓励农产品出口。于是，美国大公司主导的农产品出口大增。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占全球小麦进口的10％，到1980年，这一比重增长到57％，其中进口的主要是美国大农业公司的产品。
根据《农业法案》，私人银行代替国家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而私人银行更愿意为大农业公司而不是小农户提供贷款。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进一步打击了小农场，而有利于大农业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共有农场700万家，到90年代中期只有180万家，其中在80年代的农业危机中，小农场数下降了17％。到1994年，美国50％的农产品来自2％的农场，而73％的农场只生产了9％的农产品。该年美国80％的牛肉由三大公司提供。特别是美国的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出口分别占全球出口的36％、64％、40％、和33％。这些出口主要是由美国大农业公司提供的。
随着美国大农业公司实力的剧增，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中，一改以前将农产品问题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的做法，提出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列入谈判议程。1994年，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初步达成了农业领域自由化的协定。1995年，WTO的成立进一步推进了全球经济包括农业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其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展到极端的程度，极大地有利于大农业公司垄断农业技术。而多边投资协定（MAI）对世界经济自由化的规定更为极端，它主张外国资本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经济部门（农业部门当然包括其中）投资，外国资本得到的权益甚至比本国公司还要多。
因此，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农业跨国公司和农业出口大国才是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关键支持者。事实上，美国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最初建议书就是由美国嘉吉公司的前副总裁起草的。嘉吉公司和大陆公司的出口额约占美国谷物出口的50％。农业跨国公司企图利用WTO阻止各国政府的农业计划、阻碍农产品供给保障、降低各国农产品价格。通过减少各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大公司将促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最大化，并从全球“自由”市场中获取最廉价的资源。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帮助西方农业垄断公司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自由地扩大势力的同时，却往往造成这些国家巨大的农业危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主体即劳动密集型的小农业直接面对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的国外大农业，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优势，因此不得不走向破产。农民破产和随后现代大农场的引入，导致农村传统的经济循环被彻底破坏。不仅是农业部门而且是农村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巨大损害，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跨国农业企业及其产品的大举进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该地区大规模农民运动极其频繁。在巴西，“无地运动”通过直接占领土地的方式已经为15万户100多万流浪贫民夺得了土地，并争取到在21个州将土地改革列入政治议程。在哥伦比亚，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已发展到15000多战斗人员，将影响扩展到全国约一半的农村，其中心政治要求包括土地改革、保护人权和建立农会等。在巴拉圭，棉花价格暴跌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农民为夺取土地和军队不断展开激战，并成功地阻止了军人专政。在墨西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大批农民破产，1994年恰帕斯州的农民发动起义，并发展为一场持续的农民运动，以反对自由贸易作为中心的政治议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厄瓜多尔，农民和印地安人领导的运动指责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使马华德总统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