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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种被迫迁徙而来的可怕苦难，是不堪设想的。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时，他们已经筋疲力竭，衰败不堪；而在他们新选定的落脚地区，又早已住有只会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部落。他们的背后是饥荒，而面前又是战争，真是到处受苦受难。为了避开这么多的敌人，他们只好分散开来活动。每个人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去寻找谋生的手段。就象文明社会里的无家可归的人那样，漂泊生活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之中。很早以来就已削弱的社会纽带，这时已经完全断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有故国，并且很快就将不再成为一个部族。家庭已经难保，共同的族名正在失去，共同的语言逐渐被人遗忘，族源的痕迹行将消失。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族名还勉强地留在美洲考古学家的记忆里，或只有欧洲的某些学者还记得。
我想读者不会不信我在这里所述的一切。我要把我目睹的一些悲惨局面描述出来，把我看到的苦难尽可能再现出来。
1831年底，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一个欧洲人称做孟菲斯的地方。我在这里停留期间，来了一大群巧克陶部人。路易斯安那的法裔美国人称他们为夏克塔部。这些野蛮人离开自己的故土，想到密西西比河右岸去，自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处美国政府能够准许他们栖身的地方。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篷，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我看见了他们上船渡过这条大河的情景，而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载运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却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最后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
今天，对印第安人的剥夺，经常以一种正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形式进行。
当欧洲人开始进驻被一个野蛮部族占据的荒凉地区时，美国政府一般都先向这个部族派去一名官方信使。随后，白人将印第安人召集到一个空场里，同他们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祖先的这块土地上能干出来什么？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得靠挖他们的骨头来生活。你们居住的这块土地怎么就比别的地方好？难道除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别处就没有森林、沼泽和草原吗？难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们这里就没有可住的地方了吗？在你们看见的天边那些大山后面，在你们的土地西面尽头的那个湖的对岸，有一大片还奔驰着许多野兽的土地。请把你们的土地卖给我们，到那边的土地上去过幸福生活吧。”讲完这一番话后，他们就在印第安人面前，陈列出一些火枪、呢绒服装、成桶的酒、玻璃项链、金属手镯、耳环和镜子。假如印第安人看到这些宝贵物品后还不动心，可以慢慢说服他们不要拒绝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并向他们暗示将来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结果会怎么样呢？印第安人在一半说服和一半强迫之下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他们来到新的荒凉地区住下，但白人也不会让他们在那里太太平平地住上十年。美国人就这样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也买不起的大片大片的土地。
我已描述了这些深重苦难，但我还得补充一句：我认为这些困难是无法挽救的。我相信，北美的印第安人注定要灭亡。我也无法使自己不认为，一旦欧洲人在太平洋海岸立足，那里的印第安人亦将不复存在。
北美的印第安人只有两条得救的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自己接受文明。换句话说，不是消灭欧洲人，就是变成同欧洲人一样的人。
在白人建立殖民地之初，他们本来可以联合起来赶走刚刚登上这个大陆海岸的一小撮外来人。他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这样做过并接近成功。今天，力量的对比悬殊，以致他们都不能产生这种想法了。但在印第安人中间，仍有些杰出人士预见到蛮族的未来厄运，而试图把所有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欧洲人。然而，他们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邻近白人的部落，都已经衰弱得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而其他一些部落，则出于野蛮人的天性，对于明天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只等待厄运来临，而不采取对策。其中，有的部落是无力采取对策，有的部落是根本不想采取对策。
不难预见，印第安人不是永远不想接受文明，就是在想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为时甚晚。
文明是人们在同一地方长期劳动的结果。它代代相传，每一代都得益于上一代。使文明最难在其中建立统治地位的民族，是狩猎民族。游牧部落虽然经常改换住地，但在迁徙的过程中总是依照一定的路线，最后又回到原处。而狩猎部落的住处，则随着他们所追捕的动物的栖息场所而改变。
有人曾多次试图深入印第安人地区，在那里传播知识，并任其保持漂泊流动的习性。耶稣会士在加拿大试图这样做过，清教徒试图在新英格兰这样做过。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清教徒，都未能长期工作下去。文明在猎人的茅屋里开花了，但到森林里又枯死了。这些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播文明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不懂：要想使一个民族接受文明，就必须先让它定居下来，而要使它定居下来，就得叫它种地务农。因此，应当先让印第安人成为种田人。
印第安人不仅缺乏文明的这个不可缺少的前奏，而且很难叫他们进入这个前奏。
人们一旦沉迷于猎人的到处游荡的冒险生活，就对农耕所需的经常而有规律的劳动，有一种几乎不可克服的厌恶感。
这种情况，也见于我们文明人的社会；但在狩猎的习惯已变成全民的习惯的民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了这个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也很重要但只见于印第安人社会的原因。我在前面已谈到这个原因，但我认为应在这里再重复一次。
北美的土著不仅把劳动视为坏事，而且认为劳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们的傲慢之对抗文明，与他们的懒惰之对抗文明，几乎同样顽固。
没有一个印第安人认为在自己的树皮盖的茅屋里生活就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因而觉得可悲。他们认为辛苦的劳动是下贱的活动，将种田的人比做耕田的牛，把我们的每一种手艺都看成是奴隶的劳作。他们对白人的能力和高超智慧倒是不乏钦佩之感，但他们在赞扬我们的勤劳的成果时，却又瞧不起我们获得这种成果的手段；在承认我们的高超时，却又觉得他们比我们还高明。在他们看来，打猎和打仗是值得人干的唯一工作。印第安人在他们的森林里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同中世纪在古堡里生活的贵族一模一样。
他们只要变成征服者，便与中世纪的贵族一般无二了。真是一件怪事！今天重现欧洲古老偏见的地方，并不是欧洲人居住的新大陆沿岸，而是土著所在新大陆林野。
我在本书的叙述当中，曾不止一次试图让读者明了：在我看来，社会情况对于法制和民情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
当我察觉我们的祖先日耳曼人和北美的游猎部落在政治制度上存有相似之处，看到塔西佗当年描写的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和我有时可以目睹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之间存有相似之点时，我不禁在想：既然同样的原因在两个半球造成了同样的结果，那末，要想在纷繁不一的人类活动中找出少数几个促使其他事实产生的主要事实，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一定能在我们所称的日耳曼人的政治制度中找到野蛮人的习惯，在我们所说的封建思想中找到野蛮人的观点。
尽管恶习和偏见在妨碍北美的印第安人去从事农耕和接受文明，但现实的需要有时也逼得他们非从事农耕和接受文明不可。
南部的几个相当大的部落，特别是其中的柴罗基部和克里克部，现已被欧洲人所包围。这些欧洲人有的来自大西洋沿岸，有的顺俄亥俄河而下，有的溯密西西比河而上，一起蜂拥来到他们的周边。这些部落没有象北部的部落那样被从一个地方撵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在各自所在地区，被逐渐围缩在一块很小的土地上，就象猎物被猎人围住，只待就擒了。
这样被置于文明和死亡之间的印第安人，只好依靠白人那样的劳动糊口了。于是，他们开始种田，但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原来的习惯和民情，只是为了生存而做了不可不做的牺牲。
柴罗基部比其他部落进步一些。他们创造了文字，建立了相当稳定的管理组织。同时，由于新大陆里的一切都是发展得很快的，所以他们在全体还过着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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