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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实际上可以不要出版自由，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我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
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内可以和解对个人进行的奴役，而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这种奴役就不可能随意进行。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
我现在来谈一谈司法权的某些类似作用。
处理私人的权益纠纷和仔细研究所处理的每一件小事，属于司法权的本质；对受压迫的人不主动进行援助，但对其中的最微贱者不断进行援助，也是司法权的本质。尽管这些人软弱无能，也永远能迫使法官听取他们的控诉并要求做出答复。这是司法权的制度本身所使然。
因此，在统治者经常注意和干预个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动，而个人又软弱得无力自我保护和孤立得不能指望得到与自己同样孤立的人的支援的时代，司法权特别适用于自由的需要。法院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向个人的独立提供的最强大保障，而在民主时代这尤其是真理。在民主时代，如果司法权不随着身分的日趋平等而加强和扩大，个人的利益就永远处于危险状态。
平等使人产生一些十分有害于平等的怪癖，立法者应当经常注意这一点。我现在只谈一谈其中的几个主要癖好。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不容易了解规章或程序的功用，对规章有一种本能的轻视感。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其原因。
规章使他们反感，而且往往使他们憎恨。由于他们通常只希望容易得到眼前的享乐，所以急不可耐地冲向他们所追求的每一享乐对象，稍受挫折即表示失望。把这种性格带进政治生活以后，便对时常拖延或阻止他们实现某些计划的规章持有敌对情绪。
但是，民主时代的人在规章上感到的这种不便，正是规章有利于自由的地方，因为规章的主要功用在于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立一道屏障，阻止强者或统治者随意做出决定，使弱者或被统治者有时间再好好想一想对策。随着统治者更加积极和强大，个人日益消沉和变弱，规章更为必要。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本来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需要规章，但他们却又很自然地不太尊重规章。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大部分当代人盲目轻视规章的问题更可悲的了，因为一些最小的规章问题现在也具有了以往所没有过的重要性。人类的若干重大的利益，都与规章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虽然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政治家有时可以随便轻视规章，并且往往不受规章的约束，但今天各国的领导人对于细微的规章、规定都应当尊重，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疏忽一点。在贵族制度下，有过迷信规章的现象；而我们，则应当对规章采取明智的和审慎的崇拜态度。
民主国家的另一个非常自然的、但又非常危险的本能，就是使人轻视和不太考虑个人的权利。
一般说来，人们之所以热爱一种权利和对这种权利表示尊重，不是因为这项权利重要就是因为被他们长期享用。见于民主国家的个人权利，一般都不太重要，而且都是最近出现的和非常不稳定的。因此，往往容易被人放弃，受到侵犯也几乎永不怀恨在心。
但是，在人们生性轻视个人权利的时代和国家，却有社会权力自然扩大和加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人们最需要保持和维护仅余的特殊权利的时候，却越来越不爱护它了。
因此，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民主时代，人类的自由和光荣的真正友人们，应当接连不断地挺身而出，设法防止国家权力为全面推行其计划而随意牺牲某些个人的特殊权利。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默默无名的公民都有被压迫的极大危险，任何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都可能拱手交给专横的当局。其理由很简单：当个人的特殊权利被人视为重要的和神圣的权利的时代，侵犯这种权利只会害及被侵犯的人；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侵犯这种权利就是严重败坏国家的民情，危害整个社会，因为关于这种权利的观念将在我们中间由此逐渐变质，以至消失。
不管革命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活动舞台在哪里，革命所固有的一些习惯、思想和弊病，必然在一个长期的革命当中产生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短期内多次更换元首，改变舆论和法制，其人民终要染上喜欢变动的爱好，并对以暴力迅速进行的一切变动习以为常。于是，他们自然轻视每天都在表明并无作用的规章，只是出于无奈才忍受他们目睹常被人们违反的法规的约束。
由于关于公正和道德的通行观念不足以解释和论证革命每天都在创造的新鲜事物，所以人们便去追求关于社会效益的原则，创造关于政治的必要性的理论，自愿地习惯于心安理得地牺牲个人的特殊利益和践踏个人的权利，以其最迅速地达到他们所设想的一般目的。
我把这些习惯和思想都称为革命的习惯和思想，因为在所有的革命中都会有这种习惯和思想。它们既见于贵族制国家，又见于民主国家，但在前者它们往往是力量不大的，而且永远不能持久，因为有贵族制国家原有的习惯、思想、缺陷和障碍在抵制它们。因此，革命一旦完成，它们就自行消失了，而国家也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政治态势。但在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如此，因为人们总是害怕革命的本能虽然会变得温和与受到节制，但不会消失，而逐渐改头换面进入政府的统治作风和行政习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国家的革命比民主国家的革命还危险，因为民主国家的革命除了必然造成一些偶然的和短暂的灾难以外，还经常会有制造长期的、也可以说是永久的灾难的危险。
我认为将会发生公正的抵抗和正当的造反。因此，我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民主时代的人永远不会革命；但我认为他们比其他时代的人更有理由在发动革命的时候三思而行，并会感到与起诉诸如此危险的救治手段，不如忍受目前的诸多委屈。
最后，我以一个一般观点来作总结。这个一般观点不仅包括本章所述的个别观点，而且包括本书所欲发挥的大部分个别观点。
在我们这个世纪以前的贵族时代，个人的权力是极为强大的，而社会的权威则十分微弱。甚至社会的形象也是模糊的，经常被统治公民的各式各样的权力所取代。因此，这个时代的人的主要努力，必须用去增强和扩大社会权力，并增加和确保它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要把个人的独立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个别利益服从一般利益。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面临着另一种危险和另一种顾虑。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里，不管统治者是什么出身，身体是否健康，或叫什么名称，他们几乎都是总揽一切大权的；而个人则逐渐变为最软弱和最有依附性的人。
在以前的社会里，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任何地方也没有一致或划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里，所有的一切都在迫使人们变得相似，以致每个人的形象很快就将消失，变得万人同貌，彼此之间没有区别。我们的祖辈总是愿意滥用个人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的观点，而我们则自然喜欢夸大个人的利益应当经常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的观点。
政治世界正在变化，今后必须寻找新的办法去救治新的弊端。
给社会权力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挠地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行将进入的时代的立法者的主要目标。
现代的统治者们好象只想率领人民去干伟大的事业。我希望他们考虑一下多下点工夫去造就伟大的人物，少重视工作而多重视工作的人，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当它的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久强大下去，而且决不会找到能使由一群胆怯和萎靡不振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成精力充沛的国家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我发现现代人有两种对立的，但又都有害处的观念。
一些人只从平等中看到它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的倾向。
他们害怕自己的自由意志，即自己惧怕自己。
另一些虽然人数很少，但很有知识的人，持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由平等出发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路的一旁，终于又发现一条不可阻挡地使人走向受奴役的小道。他们事先就让自己的灵魂屈服于这种必然的奴役，并由于对保存自由持绝望态度，便早就从内心开始崇拜不久即将出现的主人了。
前一种人放弃自由是因为认为自由危险，后一种放弃自由是因为断定自由不可能实现。
如果我持有后一种人的观点，就不会写读者现在阅读的这部著作，而只有在内心里为我们人类的命运叹息了。
我所以要把平等给人的独立造成的危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