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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还要在何时来何时走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呢？”
唐玄宗说：“卿有所不知；中书令张九龄在‘千秋节’时送给朕的《千秋金镜录》中，记载着太宗皇帝行幸不碍农时的事，如今我明知故犯，岂不是让天下议论？”
李林甫说：“陛下不必过虑，何去何从是陛下自己的事，另人无权干涉。如果说妨碍农时，可以免除沿途的捐税。请陛下不要再犹疑不决，可以传下御旨，即日西行。”
听完李林甫的话，唐玄宗有些动摇了，他说：“张九龄素以直言敢谏著称，如果我不听他的劝告，恐怕他不会罢休啊。”
李林甫诡秘地一笑，说：“陛下您是君，张九龄是臣，天下哪里有君怕臣的道理。我看张九龄居功自傲，根本不把陛下放在眼里，跟陛下说话时像在教训陛下一样，若长此以往，那么皇上的尊严将不保，所以陛下不要太娇惯了张九龄。”
李林甫的这一番言论终于使唐玄宗拿定主意，即日西行，并且使唐玄宗对张九龄开始有了看法。而对于这些，张九龄却还蒙在鼓里，他根本没想到李林甫会在背后给他一刀，因为李林甫见到张九龄时仍然是谈笑风生，和蔼可亲。
唐玄宗刚回到长安不久，宫中便出了要废太子这件事。原来的太子瑛是赵丽妃所生，后来赵丽妃在玄宗那时失宠，玄宗开始宠爱武惠妃。生下寿王瑁，武惠妃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日后的天子，于是便想方设法陷害太子瑛，在玄宗面前说太子的坏话。
后来，武惠妃制造陷阱，使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落人圈套，武惠妃诬告他们三人想篡权夺位，在唐玄宗面前告了一状，唐玄宗信以为真，盛怒之下，将宰相们召进宫来，商量废太子和二王这件事。
张九龄听完玄宗的话后，觉得事有蹊跷，他不相信太子会图谋不轨，便对玄宗说：“陛下践祚已近三十年了，太子诸王从未离开过深宫，每天都在读书，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这么多年一直安分守己，现在太子和二王都长大成人，并没有什么过失，陛下为什么偏听偏信，凭一时喜怒将他们废掉呢、况且，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动摇他们的地位，春秋时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太子申引起晋国三边大乱；汉武帝相信江充的诬告治了太子戾的罪，致使京城内发生了流血事件；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的话废了太子勇，最终导致隋的灭亡。所以说，废立之事，一定要谨慎。如果陛下一定要这样做，臣不敢奉诏。”
张九龄是中书今，负责起草诏书，如果他不同意那么诏书就无法制定，唐玄宗听张九龄的话有理有据，并且又很坚决，便开始沉吟起来，不再坚持废太了二王。
李林甫还是像上次那样一言不发，等别人都走了后，他对玄宗的贴身宦官说：“立谁为太子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去问外人呢？”宦官又将李林甫的话告诉了玄宗，玄宗对这件事还是很犹豫。
李林甫退朝后又赶紧派人将议事的情况告诉了武惠妃，武惠妃得知张九龄从中作梗，便派心腹牛贵儿带了一份厚礼，到张九龄的府上，劝张九龄说：“宰相大人何必这样固执呢？有废就有立，如果大人能够帮助寿王成为太子，那么以后就会常居相位，大人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张九龄听后大怒，骂道：“贱奴好生大胆，竟敢威胁利诱老夫。回去告诉你家主子，我并非见利忘义，趋炎附势之徒，废太子的事绝对不干。”
牛贵儿被骂了一顿，回去告知武惠妃，武惠妃更是对张九龄恨得要死，于是和李林甫联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唐玄宗也就对张九龄渐渐疏远起来。
作为小人的李林甫考虑的问题与张九龄不同，在他眼中，什么唐朝的兴盛，什么百姓的幸福，什么社会的安定，统统与他无关，他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地位、权势和利益，为了保证他不失去其地位，权势和利益，或者为了谋取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势和更多的利益，他不容许有其他人与他共享这些东西，这些人一旦出现或者有出现的可能，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人打倒。所以，他们每天考虑的不是多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而是时刻注意哪些人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这样的竞争对手一旦出现，那么谋算这个竞争对手会成为他全日制的工作。
张九龄败在了李林甫的手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张九龄考虑的是如何将事情做好，李林甫考虑的是如何将竞争对手扳倒，在谋算人这方面，张九龄自然比李林甫差了一个档次，所以，张九龄的败北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2）君子不能时时防范小人，小人却时刻算计君子。君子考虑的是干正事，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也放在了自己追求的事业上，因此，就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提防小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小人的伎俩，揣摩小人的心思，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事业上。
小人也有“事业”，他们的“事业”就是怎样对付人，怎样对付那些阻碍自己谋取私利的人，因为他们对此专心致志地研究，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所以在对付起人来，他们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况且，他们时时都在琢磨人，时时处处留意君子的破绽和短处，寻找打倒君子的机会，一旦机会到来，他们就能紧紧把握住这次机会，给君子以痛击。
因为小人时时在算计君子，而君子却不能时时防范小人，所以，在君子和小人的争斗中，优势常常在小人一边。
小人案例之六十八：唐朝晚期，因为连年的战乱，经济凋敝，百姓穷困，一时间民怨沸腾，唐政府也饱尝人不敷出之苦，唐朝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于上元元年五月起用刘晏为户部侍郎，管理财政收支，钱币制造，食盐专卖等事务，刘晏原为京兆尹，以“善治财利”而著称于世，这次朝廷任用他，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
刘晏被任用后，先与第五琦分理天下财赋，后与韩混分掌天下财赋，至大历十四年韩混被免职，刘晏又独自领导国家财政工作，直到建中元年被免职，前后共二十年的时间，一直挑着唐政府经济工作的大梁。
刘晏在管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时，真可谓呕心沥血，为唐朝经济的繁荣操碎了心，因而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举例而言，刘晏在开始办江、淮漕运时，唐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四百万缗，而五年之后，唐政府的收人就骤增到一千二百万缗，增加的收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江淮盐利，并不是从农民那里搜刮来的。
刘晏管理国家经济工作，始终“以爱民为先”，他重视农业生产，尽量减少农民的负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农民的生活，自从刘晏管理经济工作后的十几年间，唐朝的统辖地区增加了390万户，所增加的人口，都是在刘晏管辖的经济地区之内。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专心治事，才能超群，为唐朝统治者立下汗马功劳的贤良之臣，仍然不能躲过小人的陷害，最终被无情杀害。
作为一位君子，刘晏在专心搞好工作的同时，也不得不花些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对待那些对他虎视耽耽的小人。他十分清楚，他的理财思想是“以爱民为先”，各项政策措施也是根据这一思想制定出来的，这样，必然会引起那些主张“竭泽而渔”的昏愦官僚的抵制、反对和仇恨。如果和这些人的矛盾处理不好，那么自己的主张就会处处碰壁，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不可能成功。为此，刘晏不得不在一些次要方面作出一些让步，但在理财方针上却是丝毫也不动摇，比如，刘晏安排了一些权贵的亲信在自己的部门工作，给他们丰厚的薪俸，但并不让他们管理实际事务，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和那些权贵中的小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免妨碍自己所追求的事业。
可是，正如前边提到的，君子的主要精力用在了事业上，他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付那些小人，刘晏就是这样的君子，所以被那些时时算计他的小人打败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唐肃宗时，狡诈的元载被任用为宰相。代宗即位以后，元载又勾结代宗的贴身太监董秀，对皇帝的好恶言行探听得一清二楚，然后揣摩迎合皇上的心思，骗取了代宗对他的信任。他当盐铁使、租庸使时，不管百姓死活，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当了宰相后更是大胆妄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他广占田地，建立十几所豪华的庄园，耗资巨大，代宗渐渐对元载的专权骄横无法容忍，便于大历十二年下旨抄了元载的家，并派吏部尚书刘晏审问他。
刘晏知道元载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党羽，不敢专断，代宗便让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和他一起审理此案。刘晏秉公审理，将元载处死，元载的党羽之一、吏部侍郎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杨炎自此便对刘晏怀恨在心，虽然被贬，但一直在等待机会报仇。
大历十四年，代宗驾崩，德宗即位。德宗因为当初被确定为太子时得到过元载的支持，所以想为元载翻案，因他爱好杨炎的文章，于是又提拔杨炎做宰相。
杨炎一朝大权在握，便想办法发泄他对刘晏久压在心头的愤恨。代宗生前宠爱独孤妃，喜欢她生的儿子韩王李迥，杨炎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对刘晏造谣中伤，说他曾密请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动摇德宗当时的太子地位。杨炎痛哭流涕地对德宗说：“幸亏祖宗保佑，刘晏对先皇和陛下的离间才没有得逞，现在刘晏依然握有大权，我身为宰相而不能治他的罪，实在是罪该万死。”
德宗对杨炎的话信以为真，幸亏几位大臣说这件事没有查明，不能得出结论，德宗这才没有发作，但他自此对刘晏的好感尽失。
对杨炎来说，不打倒刘晏绝不罢休，他见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