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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人在谋求私利，满足私欲的过程中，总是要寻找积极、正义的借口作为遮掩自己劣行的工具。小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因为他们心中总暗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往往是违背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制度规范的，或者至少会对当权者的统治地位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一旦昭然于天下，势必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当权者的憎恶，从而导致失败。因此，虽然小人们在本性上是仇视人类的，虽然他们在本质上缺乏道德感的，但是，为了达到其丑恶的目的、满足其贪婪的私欲，他们仍是喜欢在表面上装出一副积极维护正义、贯彻道德的面孔，借着这副闪亮的行头，他们才能方便地从中暗做手脚。
其实，寻求积极、正义的借口并不仅仅是为了掩盖其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小人们惯用的一种作恶手段。俗语云，师出有名。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干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个足以服人的理由，方才得心应手。而某种正义的旗号则是最具号召力的了，它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和当权者的首肯，通过借助众人之力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小人们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就这样，小人们靠着某种积极、正义的借口很容易地就混淆了敌我阵线、减少了阻力、剥夺了对手的反抗能力，在一片混乱之中，小人们则趁机混水摸鱼，大获其利。此外，从小人们的惯用伎俩上看，他们在内心上是胆怯和虚弱的，不敢也没有能力与正义的力量进行正面的作战，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暗中破坏和突然袭击。而要做到这两点，首先就必须能够钻营到正义方的队伍里，趁大家松懈麻痹之时，方才下手。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成功，小人们总是喜欢伪装自己，借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借天下之力逞一已之私。
无论何时，正义及其它积极的东西，总是为社会所乐于接受的。小人作恶，往往是一个过程，他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就获得当权者的信任，更不可能一下子就将对手统统剪除殆尽。所以，过早地彻底暴露自己的嘴脸是一种得不偿失、自取灭亡的选择。以某种积极、正义的借口作掩护，干一次坏事，恶行无人发现，那么，下一次干坏事时就更方便了。因此，我们切不可低估了小人的智力水平，他们品质都很差，但是却绝不傻，在他们步步为营的精密安排中，每一步都是得到精心伪装的。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许多小人撕下了其道貌岸然的伪装露出狰狞面孔时，许多人还一时弄不清怎么回事，完全被惊讶和愤怒所支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世界原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那样的黑白分明，正义的、光明的东西同样可以为小人所用。所以，对于那些不遗余力地高举正义之旗的人，我们在敬佩之余，仍是要留几分小心，注意对比一下他的言行是否一致。否则，我们很可能在稀里糊涂中成为人人作恶的工具和帮凶。
小人案例之五十：1912年2月13日，清帝退位，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然而，就在人们欢庆共和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死去的“皇帝”的幽灵却又出现在人们面前。而最具讽刺意味，并且使人最为惊讶的是，这位复辟帝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竟是宣称“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靠了什么手段，一步步地实现着他当上皇帝的计划的呢？
1913年，当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时，听着一声声“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心里确实也舒服过一阵子。但是，很快就感觉到有些不自在、不过瘾了。他觉得“国会至上”、“内阁集权”等规定就像紧箍咒一样，念起来勒得他不舒服。于是，他便开始盘算如何扔掉这些累赘的东西了。
袁世凯走的第一着棋，就是扫清外围，通过修定法律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摆脱议会的制约。袁世凯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要使自己以后办起事来方便就必须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即具有合法性。而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并不买他的账。于是，袁世凯便利用自己已有的权力向各方面施加压力和影响，乃至最后强行解散国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然后通过控制约法会议通过了他修订的《中华民国约法》。按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一旦大权在握，袁世凯便开始对有点儿碍手碍脚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安插了大量的亲信到关键的职务上，以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按自己的意志运转。
政治方面的整治基本就绪后，袁世凯便着手恢复帝制的策划工作了。他知道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封建制浸染的国家里，只要办法良好，计划周到，还是有可能的。
袁世凯想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便开始从影响民心做起，为复辟作思想和舆论准备。
封建制的精神基础是孔孟之道。于是，袁世凯便颁令尊孔予为“万世师表”。同时，他还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将《孟子》、《论语》列人考试科目，打击新学。并且，他还模仿封建官制，正式公布了文官官秩，将旧官场的一切习欲礼制都恢复了。袁世凯将人们的学习和日常行为方式重新引回旧式氛围的努力并未白费，耳濡目染之际，共和的气氛就淡化了，一些遗老遗少们也蠢蠢欲动，开始叫嚣，要“还政于清”。
此外，袁世凯也并未忘记通过合法程序来为自己恢复帝制创造条件。1914年。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确保了袁世凯不仅自己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而且其子子孙孙都可以继任。这一法律实际上把袁世凯皇帝化了，所差的只是名称而已。
虽然已有了皇帝之实，袁世凯在称帝问题上，依然是言行谨慎，毫不马虎。袁的亲信冯国璋曾多次拜访，探听他的口风，都被袁世凯遮掩过去，他甚至厉声正色地说：“我绝对没有做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袁世凯之所以守口如瓶，在于他深知称帝在当时是不得民心的。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取得各地军阀们的支持，只要能手握重兵，必要时自然可以用武力弹压，堵住老百姓的嘴。
经过一番试探，袁世凯得到了各地军阀们的支持，大家都对共和颇有微词。于是，袁世凯便渐渐放开了手脚。
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成立发动帝制活动的筹安会，并在各省建立分会，鼓吹“君主立宪”制。同时，他还秘密组织起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发动帝制班子。1915年9月，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组织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在该会的鼓动贿赂下，各种请愿团陆续出笼，上至王公遗老、官僚巡按，下至车夫游民、乞丐妓女，无所不包，纷纷上劝进表，请愿书，要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登帝位。袁世凯还操纵选举，以贿赂和胁迫的方式，使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赞成帝制的议案。此外，袁世凯又秘密指示各省代表在推戴书上签名，推举他做皇帝。
12月，参政院把各种推戴书呈献给袁世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以“曾居政要，上无裨子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为由推辞不受。于是，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照例装模作样做出一番“谦逊不惶”的姿态，以示他作皇帝不是出自本人自愿而是大家“逼迫”的结果。
至此，袁世凯的戏已做足，要做皇帝的手续也已办好。第二天，他便发布申令，承认帝位，当上了令他朝夕魂奉梦绕、却又是短命的皇帝。
复辟帝制、自任皇帝是一种历史潮流的行为，然而却让袁世凯遂愿了。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小人的精明和机巧。为什么袁世凯的野心和图谋未被及时发现并未被加以制止呢？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从袁世凯这方面来说，奥秘全在于他伪装的巧妙。袁世凯想做皇帝，却在表面上声称自己决无此念，并说得有理有据、色正辞严。而更为诡诈的是，正是袁世凯本人操办了整个恢复帝制的活动，但他却要打出“民意”的旗号，装出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使自己的图谋披上了一层“顺应民心”的合法外衣。总之，无论是否能够真正自圆其说，小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高举义旗、制造舆论，以大公之名行大私之事，这成了小人最惯用的一种行事手段。古往今来，慨无例外。
（3）小人很注意设计自己的言行。塑造忠臣与君子的正面形象小人是一种寄生动物，但是他寄生的方式决不像吸血蝙蝠那样鲜血淋淋，虽然这种方式在一些暂时得志的小人身上也时有表现，但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往往是小人失势受斥的开始。就通常情况而言，小人更像人们肚中的蛔虫，在无声无息中汲取营养，在人们无知无觉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存。然而，要寄生到某种资源丰富的躯体上却决非易事，往往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像蛔虫的虫卵总是混在食物中间，在人们享受着色香味俱全的美味时趁机进入人体一样，小人也必须塑造一种为当权者和舆论所喜爱的形象，才能大摇大摆地跨入统治肌体中，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
而忠臣与君子的形象，向来是倍受世人推崇的。所以，小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捞取这方面的资本，闪亮的光环会为他们赢得一切，并掩盖一切。
其实，塑造忠臣与君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出于功利计算，而且还是小人特有的心理机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