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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尼安岛的“万岁”海角那里，虹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也许只不过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但是当想到在塞班、提尼安两岛悲惨地死去的大约六万三千多人的情景时，虹已不单是虹，而是有一种压迫感，向站立在海角的我们的心上压来。
把提尼安、塞班、关岛丢在身后，在一路返回日本的飞机上，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彩虹。
从八千米的高空往下看，在缥渺的云海正中间，浮现出一条油炸面圈形的虹，总是不想离开喷气式飞机的下边。斯求瓦德斯也说看到这样的虹是希罕事。圆形的虹，在太阳落入云海的远方，夜色降临之前，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这次旅行令人感到象是从虹开始，由虹拉上了旅行完毕的帷幕一般。
有一半目的是为了观光而来的这次旅行，置身“玉碎”现场，却把每个人所肩负的战争体验鲜明地唤醒，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把每个人不同的心上的重负都说出来是不可能的，但那焦急劲儿，在“回国之后出版点儿书吧”，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由于探索这一共同课题，也许把无可逃避的心灵上的重负卸下来了。当谈到“那么，书名叫什么好”的时候，早乙女胜元先生即席说：“就叫《‘万岁’海角的彩虹》吧。”
越法想念提尼安 我们从常夏之国又飞回到严冬枯木的日本。在羽田国际机场降落时，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七点来钟。再过几小时就是年底，就要迎接新年了。就象被塞班和提尼安迷住了似的，我们从正月起就赶紧动手写起稿子来。
取下门松 ＇ 注：日本风俗，新年装饰在门前的松枝。 ＇ 开学时，原提尼安小学教师石井晴子就到我任教的东京都江东区深川小学访问我来了。是一位年纪过了六十的个子矮小的妇女。“在南洋时，我不叫石井，大家都习惯叫我小柴。从前我的学生们都叫我小柴。”这位石井老师，怀念提尼安似地很爱说话。关于提尼安，她给我提供了很多情况。接着她把带来的在提尼安照的照片给我看，说：“这弟兄四人和双亲都死在卡罗利那斯。这个女孩生下来第一次回到日本，是她一个人回来的。这一家人好象都死了，终于没能回日本。”过了三十三年之后的今天，能够比较轻松地谈论眼前照片上的人们的死。而实际上这些人们的生，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
“在提尼安，军人几乎全部‘玉碎’了吧，到岛子上去才知道开拓移民的非战斗员也死了很多。作为现代史的一出的这个提尼安悲剧，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告诉后世人。对于塞班岛的‘玉碎’，各种书籍都谈到了，还有记录可查，但对于提尼安的‘玉碎’，对于提尼安的‘万岁’海角，几乎书上没有记载。所以想无论如何非写不行。但是写起来感到资料不足，还活着的人又不熟，正在发愁呢。”听了我这番话，石井晴子尽管初次见面，却高兴地答应给我帮忙。她说：“那么我在一月二十日就找两个从前的学生到家里来吧。他们正好是从提尼安和塞班回来的。如今他们生活得还算幸福。”这就是说，已经找到了对提尼安有感情，关心提尼安的难得的人。我这颗心跳跃起来。
一月二十日，我和同事大野昌直两人到涩谷区惠比须去拜访石井家。在石井家，从塞班岛活着回来的杉本君子和在提尼安岛卡罗利那斯海角拣了一条命的大宫司须磨子（原姓长谷川）二人已经等在那里了。三个人把在塞班、提尼安时的生活，卷入战火时的惨状，被美军俘获时的样子，在收容所过的日子，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们。把三个人的谈话录了音，记了笔记，在听的过程中怎么也难抑制胸中的郁闷。在回来的路上，在夜色中，我和大野昌直在惠比须站附近的酒店里痛饮了一场。当想到在塞班、提尼安死的那些不会打仗的人们和他们的遗属时，不由得喝了个醉。
此后大约过了半年，在七月十三日，终于写成了《“万岁”海角的彩虹》。这对我来说，这部合写的书，可以说就是给塞班、提尼安饮恨而死埋骨六万几千具的“用纸做的墓碑”。在我的心里，在为共同想法共同工作结下的果实而高兴的同时，更动了我们的祈念之情。书就是纸做的墓碑。还必须在没立碑的那个卡罗利那斯海角建立石头做的墓碑。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尽管理由还不太清楚。多半是与我在青春时期起居在一起而又战死的许多年轻人的脸，作为特别攻击队员 ＇ 注：自杀飞机的驾驶员。 ＇ ，飞离了浜松机场还没消失童颜的少年兵的目光，下定决心紧闭成一字形嘴唇的面影和三十三年的战后体验，微妙地纠缠在一起，才激起我要建石头墓碑的念头的吧。
七月十四日傍晚，遇见了松浦总三氏。我把要建石头墓碑的想法的从昨天以来闷在心里的话跟他说了。“嗯，你想得很好啊。一定建。”听到他这么一鼓励，我从昨天以来胸中的憋闷，一下手消失了。
两天以后的七月十六日，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和松浦总三、铃木均、时田功、大野昌直、桥本代志子、浜田克子、细田香苗等八个人举行了集会。
为已出版了的书的完成祝贺之后，我就建碑的事发了言。为了安慰在塞班岛上“玉碎”了的五万多人的灵魂，在“万岁”海角上修建了“太平洋之塔”，在修依塞德克利弗建立了和平观音象。而且这个岛子上的“玉碎”也写了书，作了宣传，让很多人都知道了。可是在提尼安岛上也有个“万岁”海角这件事，我们却不知道，日本人也几乎都不知道。对提尼安岛上“玉碎”了的一万三千多人的死，既没有人谈起，书上也没有记载。而且，在最后的激战地点的卡罗利那斯海角，不是连一座墓碑都没有吗？既然知道了为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死的提尼安人们的事，难道不应该用我们的手来建个石头的墓碑吗？我想这是活下来的人的义务。我这么热烈地主张说。
时田功首先表示赞成。他开了个头：“站在卡罗利那斯海角时，听到有人说再来时要在这里埋一尊佛像，听了真地受了感动。务必在这里实现建碑计划。”松浦总三、大野昌直等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但铃木氏却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建立单纯的慰灵碑，我表示反对。我到冲绳搜集材料时，曾看见了‘返还冲绳斗争纪念碑’。如果不是斗争的碑，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觉得所谓“忠魂碑”，是把士兵们白白逼死的统治者，把参加侵略战争的每一个人的悲痛汇集到一起加以表彰美化，让陷于悲痛的遗属表面上不现出悲痛的心情，好当作把下一代年轻人再次送入死地的一种巧妙的手段。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我们要建的碑，必须是让活下来的人对参加十五年战争的反省，以及再一次追究作为反省的归结点的战争领导者天皇对战争的责任，再也不去重复那轻率的侵略战争，是志在和平的碑。
结论是：“我们要建的不单纯是慰灵碑，而是要在提尼安岛的最后激战地卡罗利那斯海角，建立一座‘镇魂不战之碑’。”很长很长的建碑申诉，终于有了结果。“好，建吧！”这样的气氛渐次高涨起来。
建碑的愿望如潮涌
热情的支援之手 一想到毫不怀疑战争，留下明朗的笑脸出征去了，终于没有回来的弟弟，一想到留下了妻子和小孩恋恋不舍地出征去了的哥哥，从一家的靠山的丈夫被一钱五分的红纸就拉走，一纸战死公报就了结的妻子来看，想给丈夫和亲人死去的地方建慰灵碑，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和普通的战场不同，提尼安这个岛子上，很多非战斗员也卷进战火失去了生命。作为活下来的家属，为了给用手榴弹炸死自己，从断壁悬崖上跳下毙命的遭遇不佳的亲骨肉，为了安慰他们那灵魂而建碑，这种愿望是人同此心的。
谁都想建碑。想是简单的，可是在远离日本二千二百五十公里的中部太平洋的孤岛上建碑，是件困难的事情。我提倡建碑，一把它提上日程，在这过程中遇到了若干困难时，曾产生过“真的能实现吗？”的不安。但是在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镇魂不战之碑”在提尼安岛的卡罗利那斯海角建成了。现在回顾起来，所以能实现这个计划，最主要的是对在太平洋战争中，在这远离相国的土地上惨遭战祸，被夺去生命的人们的无限悼念之情。被夺去生命的愤怒，成为建碑运动的积极动力。将在后面还要提到，在集结这些愿望的时候，报纸所起的作用极大。由于报道，把全国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联系起来，加强了组织，募捐活动也能顺利进行。再加上独力承担实际工作，收集遗骨在提尼安建碑中有经验的新津武先生，得遇一手包办碑的设计和施工的石工所中泽直江社长，也是完成建碑任务的重要原因。还得到了战后一代的许多年轻人的献身劳动，建碑任务才能完成得这么好。
把高两米，宽一米五的珊瑚礁岩石按垒石堆方式垒起来的这块碑，并不很大。但是这一块块的石头，却包含着每个人的极大的心愿。能把在提尼安岛上战死的在岛日本人的遗属、士兵们的遗属，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战后一代年轻人的心，集结在同一个事业上，想来，还是仰仗新闻报道的力量。
《朝日新闻》对我们第一次去塞班、提尼安作战争遗迹的采访旅行就作了报道。
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报道了附有“万岁”海角照片的消息：“为了亲自去调查B－29的起飞基地，……成立了东京空袭记录会。”
我们回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在新年正月就报道了前述访问石井的消息。看了新闻记事想立即联系一下，但已经是飞往提尼安之后，今天才联系上。同这位在提尼安当过小学教师的石井先生相遇，成为更强烈的把我们与提尼安安、塞班相连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