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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都的民间技艺，有杂技、唱词、相扑，以及傀儡戏等。杂技中的爬竿，演出时有鼓笛伴奏，引人入胜，时人诗云：“自取当场戏险家，喧声百万动京华。”爬竿还进入宫廷表演：“当筵一博天颜喜，百尺竿头稳下来。”唱词，就是在大都的街头巷尾，由表演者说唱故事。市民喜欢唱词，听而不厌，盛况繁盛：“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相扑和傀儡戏，在大都城乡人烟辐辏之处，广泛演出，颇为盛行。
中 外 交 流（1）
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更为发展，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地来到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大量地去往世界各地，大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在亚洲，高丽（朝鲜）同元朝的关系密切。元仁宗赠给高丽4300多册宋秘阁珍藏的善本。两国的商人和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高丽纸运到大都，很受士大夫的喜爱。高丽还派留学生到大都国子监学习。程朱理学在元初传入高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丽人安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也在太学传授。高丽又刊行了中国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四部儒家经典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注释的著作《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开始广泛传播。皇庆元年（1312年），高丽诗人李希贤来大都，长期居住，与赵孟等来往甚密。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元代中、日的文化交往，仍很密切。中、日商人和僧人的往来，加强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都的许多书籍、绘画、书法传入日本，特别是元僧在日本传播程朱理学，后来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早有友好往来，元代更有发展。交趾、缅甸、暹罗的使臣到大都，元曾三次遣使往暹罗。南海诸国多遣使至大都纳贡，并进行文化交流。此外，元朝不仅遣使至印度，忽必烈还遣使臣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求得佛牙、佛发等奉还大都。
中国和中亚、西亚诸国早有密切往来。到了元代，蒙古军西征后，形成窝阔台（蒙古迤西一带）、察合台（中亚一带）、伊儿（西亚）等汗国，它们虽各自独立，又奉元帝为大汗。这就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匠师、医生等到上述地区，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及其使用方法传了过去，并经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前面提到的道教祖师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阿拉伯的医学和天文学等也传入大都。波斯天文学家札马剌丁来到大都，带来了天文仪器和回回历法。忽必烈曾一度颁行这种历法。札马剌丁制造了“咱秃哈刺吉”（浑天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并担任了管理天文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负责人。在大都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的回回书籍，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关于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和医学药物等方面的著作。回回医学在大都颇负盛名。元政府在太医院下面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它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爱薛。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大都不仅有回回司天台，还有回回国子监，培养回回人材。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大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与《出使波斯国石刻》，一文一物，是为史证。汪大渊乘外贸商船航行，游历地方，记下名胜。所记100条，其第一、第二条记“澎湖”、“流求”，介绍中国澎湖和台湾的情况。全书记叙所到诸国的风土人情、物产名胜。书中提及地名200多个，贸易物品300多种。
《出使波斯国石刻》，1953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石上文字是：“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残）。是说当事者受波斯国之托，向元朝呈献贡品。他又被委派出使波斯。这是元朝与中亚往来的珉石之证。
在非洲，由于中西交通发展，元朝同非洲的联系增多。《马可·波罗行纪》载述，忽必烈时，朝中有埃及地方之人，被忽必烈帝派往福州城，授民以制糖的技术。同书还记载，忽必烈曾派使臣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回来后，向忽必烈奏报该岛的奇闻。元末到过中国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一书中，对大都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中非文化交往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中 外 交 流（2）
在欧洲，蒙古军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钦察（南俄、西伯利亚南部）等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教士、使臣、商人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来到大都。元朝的教士、使臣等也千里跋涉，前往欧洲。元朝初期，据说大都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徒很多，一说达30000人。大都籍景教长老拉班·骚马，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奉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首抵巴格达，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又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接见。继往英国，会见英王爱德华。后回抵罗马，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待。
教皇尼古拉四世派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居住约30年，建教堂3所，用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全书》，曾任大都总主教，先后洗礼了六千人。基督教僧侣还曾出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孟德高维诺死后，元顺帝派遣使团往罗马，受到教皇别内迪克十二世的接待。教皇派出一个使团东来，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群臣争献《天马赋》。使团在大都留居3年，然后西归。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东游抵扬州，循运河北上，来到大都，在大都寓居3年，然后返回威尼斯。他在游记中对大都的万岁山和太液池等都作了记述。当然，鄂多立克的同乡马可·波罗及其行纪，更是蜚声中外。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5岁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东来，经历长途艰辛，来到大都，在元朝留居17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尔汗国请求，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汗的使臣护送公主，护送任务完成后，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他在旅途中和在元朝留居期间的见闻，特别对大都的雄伟壮丽和繁华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东来和“行纪”的传播，加强了欧洲人对中国和对北京的了解。
然而，雄伟繁华的大都，经常演出一幕幕的民族与宗教、政治与宫廷的流血悲剧。随着岁月的流逝，元朝统治日趋腐败，财政竭绌，灾疫频仍，大都城内外一片凄凉景象。元末，大都地区瘟疫严重。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史·顺帝纪》记载：“京师大饥，加以疫疬，民有父子相食者。”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史·朴不花传》记载：“京师大饥疫”。大都城此次瘟疫，广为流行，十分严重，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奇氏出资命官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元史·朴不花传》也记载，仅宦官朴不花请示朝廷批准，允许买地埋葬饥疫死者尸体，“前后瘗者二十万”。上述两个数字可能夸张，但说明死亡人数相当惊人。天灾人祸，元朝危机。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1328～1398年）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明朝。不久，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领兵北伐。元顺帝妥跆帖睦尔见大势已去，带着后妃、太子等人，从健德门仓皇出走，逃向上都。八月二日，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灭亡，北京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明 代 北 京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定应天为南京，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后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燕王的住地在北平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由他的孙子允蚑继承皇位，这就是建文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历时四年，攻占南京，夺取帝位。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为“龙兴之地”，便于控制北方，决定迁都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的名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朱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北京建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汉族皇帝。明代北京上承元大都，下启清京师，北京作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长达588年。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下诏营建北京。第二年五月，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坛庙。他派遣大臣督工伐木采石，烧制砖瓦，开窑烧灰，办置颜料，疏通运河，征集夫匠，进行施工准备。
伐木—用量大，规格严，要到山中，进行采伐，“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谚语，说明采伐与运输的艰难。木材运京后，储在大木仓（今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就是由此而得名）。大木仓有仓房3600间，至宫殿完工后仍库存木材38万余根。
采石—宫城中殿宇基座和殿前御道都用巨型石板，万斤以上达10000余块。
烧砖—宫城庭院地面要墁砖三至七层，全部庭院约用砖2000万块。城墙与宫墙约用砖8000万块。仅紫禁城即用砖约一亿余块。
制瓦—所需青瓦、琉璃瓦和金属瓦，数量大、规格多、配件杂。如琉璃瓦从制坯、塑花、烧坯至挂釉，需很长时间。还要根据建筑尺寸、屋顶形式和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