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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指出，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有多
大价值的。何以这样说？请陈愚见：——
张戒在其《诗话》中，一共是有两次引及了彦和的《文心》，在卷上，
有一处说：
“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
今按《文心雕龙》卷七，《情采第三十一》，原文有云：“昔诗人什篇，
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
而吟詠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
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
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
盛。。。”请看，刘彦和在什么时候说过了“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这样
的九个字的“原文”呢？——那么，我就要问：既然张戒的引文的“习惯”
（那当然更谈不到“体例”）是这个样子的，又是什么理由使黄氏等人一眼
认定并一口咬定那“隐秀逸文”十二个大字就是“宋本文心雕龙原文”，并
且如山铁案，不可动摇的呢！？
其实，略读古书的，都会发现，昔人“引”文，没有现代人的这种“徵
引概念”，连正式注疏在引书时都是大有裁剪，甚至“撮叙”。剪裁不止掐
头去尾，而是删省词、字、句，甚至改造原句法。宋人刻书，为了省工，尤
喜这么干法。（所以有人看了很晚的《世说》版本上的注——早被多次删省
改造“简化”了的，就认为那是可据的，全本的《兰亭》不对了，倒是假的
了！）何况，张戒那不是疏经注史，只是“谈”诗——所以才叫诗“话”，
在这种著作中，作者并不是严格“征引”，甚至也不是真的去检出原书、翻
得原文后照录，他只是凭记忆约略，信笔写出，取其大意，说明问题就是。
所以明似“征引”，实乃撮叙复述。此等不一而足。如果有谁执定了张戒的
“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九个字才是彦和真原文，而说上引《文心》之本
文却是后人妄改伪托的，那么几何不成有笑谈呢？然则，为什么黄侃一见张
戒那十二个字，遂坚信不疑，而后之从黄说者也都那样视为“大发现”与“力
证”呢？
张戒所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不是彦和原文，
也可以从《隐秀》始终未逸之文来审辨。盖彦和在文章开始，已经为隐为秀
下了“界说”，即：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后又说：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
（补逸文）那么，刘彦和还要在“原文”中另一处第三次地为隐秀“下
定义”吗？我看彦和是不会如此行文的。即此一端，也能见出张戒的“引文”，
并非原语。
张戒是凭记忆印象而自己另作的“撮叙法”。其所谓“情在词外”，其
实就是指原文的“义生文外”的话，而记忆未真，颇有走失。这本是很明显
易见的，因为如若不然，彦和如何会那般絮叨重复？至于所谓“状溢目前”，
则字面现象上是传本《文心》此篇中所无的，可是已经补逸的文字中，则确
乎有“远山烟霭”、“娈女容华”的比喻，又说“挥之则有余”，这不正就
是“状溢目前”的意思吗？假令彦和原文实在只有“独拔”和“卓绝”是说
“秀”的话，那么张戒这位宋人当然是留不下“状溢目前”的印象了。这一
理路，对于认真虚心讨索真伪而不是从成见出发的学人来说，不是也应该有
它存在而蒙受考虑的权利吗？
更有进者，张戒所以误记为“状溢目前”这类修辞的原因，也非全无线
索可求。我觉得他是在执笔之际头脑里混入了《神思》篇的内容。因为——
请看下面这些话：
“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眉睫之前”正就是“目前”，“溢”字显然也是从其下文而联及（彦和喜
用“溢”，如开篇即说“艳溢锱毫”）。特别是《神思》篇中又有了一段话，
说：
“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处曲
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其微矣
乎！”
这些，又很容易地混联于“隐秀”中那“隐”的意念上去，那么在张戒
的头脑中，两个“文外”被拉在一起，而“眉睫之前”一个“概念”也就在
他笔下写成了“状溢目前”。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张戒诗话中的那两句之不会是彦和原文，其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这十二个
字意思与《文心》原旨不相契合。例如彦和明言隐是“文外重旨”，是“义
生文外”，是“复意为工”，这是说内容包孕富厚，具有深度，细加玩索，
表面意义之外还有不止一层的含义，所谓“文外”者，其实正是“文内”，
故此彦和比之为水含珠玉明是“内潜”，始以为“隐”。若“情在词外”，
云云，则在此篇中即莫知所谓了！“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此处
“文情”是不能拆开讲的。同样，“篇中之独拔”、“卓绝为巧”的“秀”，
如何又一下子只是成了“状溢目前”了呢？彦和为了帮助说明“秀”而作譬
喻（如山销烟霭，女靓容华之类）是可以的，但是他不会给“秀”作出一个
“状溢目前”的概括语，因为这样就大大狭隘化了。这个问题，只要看看黄
侃一方面执张戒之文为口实，一方面则又在自己“新补”篇中说：“且其为
秀，亦不限于图貌山川，摹字物色。故‘所遇无故物’，王莽以为佳言；‘思
君若流水’，宋帝拟其音调。。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语。岂必连篇累牍，
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然后为秀哉？”这可有趣了！
请问破绽是出在明人钞补之文呢？还是出在宋人“征引”之语呢？
分析张戒两处引《文心》的实际，不难看出，他根本不曾是像专家们所
认为的那样，严格地“征引”了什么“原文”。拿了这种例子来，无论从争
论的一方想“反证”明人补逸之非真，还是从相反一方想用一切理由为它不
见于补文而作解释，都不免有疏于考究之失。推其根本原由，在于大家为黄
侃氏所误。黄氏有学问声望，这种人讲了的话，便会像“符咒”一样将人“迷”
住了，再也不去独自思索了。
出于同样道理，纪昀恰好也是一个名气特别大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学
问，“博极群书”，议论风发，故久享“权威”之望。但他有很多好见解的
同时，也不断地发出一些谬论。我从早也很崇拜他，后来通过几个实例，渐
渐地认识了他的话不都值得重视，要小心，免为所惑。
例如他说六朝时没有“陶彭泽”之称，只有“陶徵士”之号。近来有学
者引了鲍明远集中恰恰就有“陶彭泽”之称，纪氏的“权威诊断”便被戳破
了①。他说“呕心吐胆”这种话像是从李商隐所作的李贺小传中“呕出心肝”
① “彭泽”一称的问题，并不在六朝之时之有无此例，而在于所有举例中皆称表字（如叔夜、士衡。。），
不应于陶独称以官。此等处疑是后人缀补所填，不足为据。换言之，彦和原来未必真举了陶诗的例句。
来的。又说“煅岁炼年”像是从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岁煅季炼”而来的，
等等。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疑”，而不曾另有良证确据。这只是理路的一
种。另一理路却还要想到：难道不可以“疑”成相反的可能：李商隐所写的
那种怎见得就是“首创”而不是承袭或变用在早的旧语呢？如果是，又安知
它不是从彦和之语化生而来的呢？这么一对比，都无确据，都是设想，谁也
说服不了谁，这是事情的难解，都该承认的。但是，为什么纪昀那么一疑，
就成了补逸是伪的主要“论据”？这就不能“想当然”了。如果我在这里，
发表“新见”，其词云：
“昔梅圣俞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张戒岁
寒堂诗话引刘勰所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者，盖北宋以后人仿梅意
伪托，而张戒误信为彦和之文者也。”
试问，这能不能“说服”人？如曰不能，道理又安在？刘彦和说了很多
“镂心”（《情采》），“镌思”（《才略》），“疏瀹五藏（脏）”（《神
思》），“雕琢情性”（《原道》）的话，为什么纪氏不疑“词殊不类”？
为什么一到“呕心”，便非说这是从李义山偷来的不可呢？有研者指出，“左
思练都以一纪”（《神思》），不是也和“炼年”相近吗？为什么非说它是
从欧阳修诗话偷来的不可呢？最近又有学者举出一些“词殊不类”的例子，
都同时又有学者也举出了反证，说并无“不类”之可言。。。即此可见，这
种“案”是不好断的——也就是说，用这种办法争辩补逸的真伪，结果仍只
是各执一词，互不相下。我觉得，像纪氏的首先发难，颇为动人耳目，然其
说理逻辑性并不充分坚强，还有深细考究的余地。那么，对待“隐秀”问题
就更宜审慎些，权威者的话未必句句真理。
“版本根据”之争，也与上述“词之类否”差不多，各有理由，又是“南
山秋气”，两不服低。说有根据，引述诸家载记，历历有自，非由引者杜撰，
其逸文之复出乃从阮氏宋本，后又叠经叙录，流传有绪。其所涉诸人又皆可
考按，多为藏书名家，并无不三不四之辈。说无根据，认为这“宋本”前无
来龙，后无去脉，再也寻不见它的踪影了，所以“可疑”。这些事，我们版
本学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