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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书、也不出来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的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间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间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
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
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梦遗纪
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了。这时再过五个月，我就四十二岁了。由于吴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该中心主任蔡维屏先约见了我，此公是个官僚，虚情假意，像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言语无味。不久聘书由女职员送来，我说：
“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过去按老规矩，聘书都是大学校长亲自送上门的，怎么派女职员送来了？这是哪门子礼遇？”
女职员说：“蔡主任最礼遇李先生了，别人的聘书，都是工友送去的。”我听了，恍然大悟，时代已经变得大多了。
形式上在国关中心十二个月后，吴俊才终于同意我自动辞职了。这时我四十二岁。再过一年，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四十四岁，终于东山再起，复出了。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当然立刻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不快，后来压力迭至，报社主人余纪忠不堪其扰，虽未逐客，我这客人，却不得不自逐也。最后主客双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压力中，一个有趣的压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称自己坐牢那段岁月是“蒙难”，也构成大逆不道了。这一罪状，官方是由蒋孝武提出的，令人颇堪玩味。当时长住美国的江南听说了，写了一篇《“蒙难”也不能随意用吗？》在海外发表，为我声援，可见当时文网之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无知之徒蒋孝武都可干涉言论了。后来蒋孝武派人杀江南，若说祸起于“蒙难”之辨，于理亦非不可通也。
胡茵梦和我的婚变，内幕也涉及政治性。胡茵梦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通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
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做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渗人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孟绝子有一段话说得好：“在李敖的大地中，胡茵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梦心目中的真善美。”但是，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
胡茵梦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后第二天（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看了报，决定跟她离婚。我先请来原始的证婚人，盂绝子和高信疆，表示我今天下午就离婚，“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麻烦你们两位在离婚证书上签个字。
离婚证书上，我讨厌一般的套语，我只写上“协议离婚”四个字，就告完成。孟绝子签了字，可是高信疆却一再推托，当我得知真正的原因是高信疆太传统、不愿在离婚证书上签字以后，我也不好勉强他，就带着我和孟绝子先签好的离婚证书，一边请人送去给胡茵梦（因为我不想和她再见面了），一边匆匆赶赴忠孝东路大陆餐厅，主持记者招待会，宣布离婚。
这时候，胡茵梦在她家得到我通知离婚的消息，大感意外，手拿离婚证书，约来律师李永然研究一番。李永然说最好请李敖过来一下。于是胡茵梦打电话到大陆餐厅找我，说她很难过，不过既然离婚，她也接受。在手续上有需面谈之处，请我过去，我同意了。记者得知后，蜂拥直趋胡茵梦家。胡茵梦登时换上黑底素服，以迎记者，我在路上，特别绕道到花店，下车买了九朵玫瑰花，再上车去胡茵梦家。我到时候，整个客厅已挤满记者，我把花送给胡茵梦，她为之泪下。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你写的离婚证书，文字太简略了，最好能照一般写，写上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等语，我懒得坚持，就说可以。于是胡茵梦亲笔写离书两张，然后是请证人签字，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一个证人不够，盂绝子以外，希望再找一位签字，我说高信疆不便签字，你找证人好了。于是胡茵梦当场向记者们说，有谁愿意见证一下。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子，忽然人丛中冒出一记者，说我愿意。胡茵梦同意了，请他过来，我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原来是“段宏俊”！段宏俊当时好像是台港地区一家小报的负责人，有记者身份，他应邀签字，我没有拒绝的必要与理由。当年我主持文星时，段宏俊以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负责人身份登门拜访，那时候他是因叛乱坐牢的受难出狱者、是被国民党刚刚“扫荡”过的，并不是后来跟着国民党走的中央委员。我这次离婚，后来康宁祥推出的李彼峰趁机影射李段关系如何如何，并说段宏俊在离婚证书上“盖章担任见证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又完全是造谣。看看报上登的离婚证书吧！不但证人没有盖章，连当事人双方也都是匆匆以签名表示的，谁又有备而来的、没有必要的盖什么章、康宁祥推出的李彼峰，亏他还是学历史的，对整个离婚的过程，全不求证，就贸然曲解、乱造印章，这样子居心、这样子用心、这样子粗心，还被康宁佯请出来主持他们“首都公政会”中“党外史”，这种“党外史”，我们还敢看吗？自古以来，作史也好、修史也罢；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下笔之际，无不讲究“史德”、“史识”、“史才”，领教了康宁祥推出的李彼峰的“党外史”，谁还敢做党外啊？因为段宏俊是国民党，造谣者刻意要刻画出李敖勾结国民党的画面，这种用心与居心，实在格局大小了。
胡茵梦生平无不良嗜好，独好“怪物”，任何正常的，她都不喜欢；任何邪门的，她都偏爱，什么怪爱什么，怪不一定要大，一块歪七扭八的汉玉、一条尘封多年的绣片、一瓶闻所未闻的香水、一对密宗气息的耳环……都可使她因“小怪”而“大惊”，而要百计千方，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