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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活，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到了四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彭尸纪
道亦有道，彭尸第三 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在文星时，一九六四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明敏给《文星》写槁后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他在蒋介石手中，一如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手中，本想“不立文字”就脱身的，但蒋介石远不如张学良宽大，硬要彭明敏写悔过书才放他。对彭明敏“宽大之处理”，本是国民党的底价，这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王世杰日记》可以侧知。但彭明敏在牢中不知底价，只好决心投降。于是冒出一个由彭明敏的母亲陈金英出面向蒋介石写陈情书。再由彭明敏自己写悔过书的馊主意。陈情书和悔过书的拟稿，彭家和奔走其间的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异想天开，意想到由彭明敏的朋友李敖代拟。我不但一口回绝，并且表示不悦。我说想革命就要做好汉，写悔过书算什么好汉！
彭明敏又不是小孩子，要写他自己去写，我是不干这种遗臭万年的缺德事的！何况我也不会写这种文章！这种事找到我头上，简直是侮辱我！后来的演变是：由彭明敏的伟大母亲陈金英出面找人代写陈情书，至于悔过书，还限由彭明敏自作－号称台独领袖的彭明敏，竟如此屈辱自己，而传世了这些悔过的文件，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白纸黑字在此，谁又赖得掉呢？王八蛋国民党以为这样处置是“宽大之处理”，其实只是使当事人更恨它而已，因为你的“宽大”，是屈辱人式的，这叫什么“宽大”！如此收场，国民党和彭明敏双方都很笨。此外，最倒霉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彭明敏的母亲，她是最有尊严、最高雅的伟大女性，却被儿子“祸延显妣”，屈辱自己，以近七十之年，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最荒谬的是，儿子已四十三岁，早已成年成过了头，居然还要劳动老母代他出面丢人现眼，这真是台湾史上的奇闻、也是台湾史上不光明的一页；另一位是满口流利日语的梁肃戎，他写状子，“附呈其（彭明敏）亲笔悔过书，及其母陈金英陈情书”，辛苦奔走，救当事人出来，多年以后，却被当事人彭明敏倒打一耙，奚落他不尽责，彭明敏所谓“我是极重感情并懂得感谢的人”，到头来原来是这样感谢法，气得梁肃戎大骂他忘恩负义。幸亏当年我没替他写，否则和梁肃戎一样待遇了。
魏廷朝坐牢时，我写了信，送了钱，被国特追问，我开玩笑说：“别问啦！你们在台湾作恶，我送台湾人点礼，是替你们收买台湾人人心啊！”当时蒋经国曾送钱一千元，交魏廷朗上司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转致，郭廷以也送了五百元。
玩你朝他们送的钱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李敖送的多－国民党收买人心之手面可知也！固一介匹夫不若也！送款信由郭廷以亲写，后来魏廷朝送了给我，我转送给台独分子林世煜、胡慧玲小两口了，以见外省人花钱术之一斑。
在我为党外杂志撑腰的岁月里，郑甫榕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与彭明敏挂上钩，他们访问我，刊出了一篇《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事。
两年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
那是他与我隔世十八年后第一次给我写信，要借我办的“乌鸦评论”园地，教训他的学生蔡同荣。我同意了，我也随后发表了蔡同荣答辩的文字，以示公平。接着彭明敏又来稿，我也登了。来稿一看就是他的笔迹，虽托名别的学生所为，实系夫子亲笔。这一事件恢复了彭明敏和我的直接联系。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最后说：
不料，我脱出台湾不久，李敖却以“台湾独立组织驻台专员”之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
我于一九六0年夏，由瑞典来到美国，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
他出狱后，因顾虑到台湾以及我本身的环境，觉得还是不打扰他好。于此，我们的联络中断了，而一断就是十八年。
一九八八年底，偶然与他恢复联系，其后，我们有时隔洋追念往人往事，对人世沧桑，共担感慨。
今年初，他突然提议愿为我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在台湾出一精美定本，“以垂久远”。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他愿意这样做，相信纯然出于他对我一贯的厚谊和支持，我很感动，欣然同意了。
他又写道：
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惟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惹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啊。
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
在这些动人的回忆里，看到彭明敏重视和李敖友谊的一面，这一面当然是真诚的，我很怀念，也很感动。虽然，在我内心深处，仍有一些我难以释怀的阴影，有待我去诠释、去追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把我诬陷成台独分子的那件杰作，这是不仁不义的可耻行径，我隐忍多年，最后还是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