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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悄”，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
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呵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惟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承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但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的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堕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
可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好雄，一旦混入学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进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为什么徐复观可以又做坏事又不被恶名？除了他的狡狯外，他也会闪露一点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对他另眼相看，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载：三十九岁的工厂职工接瑞华，酒后观看电视连续剧，不知何故突然捣毁电视机，凌晨被家人发现上吊自杀断气命绝，其妻抚尸渤哭，悲伤逾恒云云。我联想到蒋介石当年从广播中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曾捣毁电视机；徐复观从电视中看到梁容若著书得奖时，曾捣毁收音机。可见“自天子以至庶人”，虽口诵圣人“不迁怒”之训，但动起手脚，却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机何辜、电视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复观能有此种动作，亦足发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告诉我的故事。司马桑敦说：“徐复观虽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
殷鉴纪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 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问，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中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个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苫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
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寐，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i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
“我们到别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