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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二月间写的信，他死在二月二十四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
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一九四二年的Curreltt Biographt、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
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
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