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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颓垣败墙间的葫芦。中华民族璀璨文化充溢于人世间的一木一石，让人由
衷地对祖国历史传统产生一种亲切而厚实的感情。
我不懂葫芦，小时虽也捉过蟋蟀玩，但比起王先生来则实在是算不得一
回事。但我却极为欣赏王世襄先生对每件实物、每一图片所加的说明，这些
说明，都可以单独成篇，远可以与《世说新语》比美，近乃超越于《浮生六
记》。如不信，不妨抄几则以飨读者，也作为本文的结语。如289 页记“官
模子扬帆出海图蝈蝈葫芦”，云：“大江水阔流急，舳胪相接，双桅张帆，
似将出海远航。江边树木楼阁，堤岸石阶，纤悉可数。唯纹细景繁，须旋转
谛视，始得其全。”——按此可见写景之清远。
239 页记“紫红大蝈蝈葫芦”，云：“三十年代初，虫估吕虎臣设葫芦
摊于东安市场，与星命馆向心处相对。其最高层囊匣成行，此葫芦位居正中，
号称镇摊之宝。几次问鼎，以索价奇昂，无力致之。不意20 年后，于挂货铺
复见，付值不过虎臣所索之什一。原装锦匣犹存，而虎臣谢世有年矣。”—
—按此寓人事沧桑于恬淡笔墨之间，使人起悠然之思。
又46 页记畜虫葫芦所用之模子，有云：“官模子瓦范烧成未用者，往年
亦曾在冷摊觅得。十年浩劫，被当作手榴弹于谩骂声中掷碎，惜哉！”——
此又可见此老之幽默会心处。
读《日本汉诗选评》
我看过的日本汉文著作，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被称为弘法大师的空
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另一是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前者把中国
古典韵文的格律知识和写作手法介绍给日本学人，却无意中保存了久已在中
土失传的好几种唐代诗学著作，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韵文史料；后
者记述了作者从山东半岛登陆，怎样步行鲁中平原，穿越太行山，进入五台
山佛寺，又怎样从晋北迤逦南行，晋谒唐朝的国都长安，恰好碰到了武宗灭
佛，又被赶走，经东南回国，其写封建大帝国的通都大邑到荒野村落，真切
生动，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僧人，唐朝时都到过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有
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为读过这两部
书，早有一个念头，想再读一些彼土文士所写的汉诗，藉以窥见其诗心与文
情。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程千帆、孙望两位先生选评、吴锦等先生
注解的《日本汉诗选评》，大大满足了我久已渴念的夙愿。我觉得，这本书
的编选出版，对于进一步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
典诗歌在历史上的域外传播，认识日本古代诗人的汉文化造诣和精致玄微的
审美心理，都是极为有益的。
日本古代写作汉诗，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我国的初唐时期。
在这以后，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不断演进发展，日本的汉诗创作，也如大江
流日夜那样，波浪迭起，面貌日新。据本书注者介绍，“汉诗在日本兴起、
发展、繁荣，到形成独特的‘日本汉诗’风格，最后终于式微，大约有一千
三百年之久”。本书选了大约200 位诗人300 多首汉诗，时间从8 世纪至20
世纪初，有律诗、绝句，又有古体、乐府，可以说一编在手，佳作尽收于眼
底，开卷披览，真有点象《世说新语》所说，如于秋冬之际行山阴道上，“尤
难为怀”。
通阅全书，可以看出日本诗人浸沉于中国诗域之广且深。显而易见，中
国诗人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白居易，好些诗特地标出效白傅体，其次
则是苏东坡。为什么白、苏二公对扶桑的士人（不止士人，还有王公、贵臣、
名媛、僧人）有如此的吸引力？是他们特有的人生态度呢还是一种超脱的艺
术风格？这个课题是很值得中外比较文学者来加以研究的。日本的汉诗写作
者，写出了颇有声韵之美的效法初唐歌行的长篇，也有许多精细工巧的律绝，
他们似乎还饶有兴味地参加中国诗歌评论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唐宋之争。一位
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兼诗人赖襄，有一首《夜读清诗人诗戏赋》，所评及的
清朝诗人，有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施闰章、朱彝尊、王士禛、宋琬、
冯班、蒋士铨、袁枚，真使人骇异其才学之精博。
日本汉诗的成就，给中国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不同的两个
国家，竟可以使用同一种文字，相同的诗律，创造出既相同而又相异的诗境？
我们东邻的友人有些绝句确有宋人风致，如广濑谦的《春塞》：“梅枝几处
出篱斜，临水掩扉三四家。昨日寒风今日雨，已开花羡未开花。”又如“钟
声云外寺，树色雨余村”，“眉雪老僧时辍帚，落花深处说南朝”，也都深
得唐人风韵。但无可讳言，诗人们虽然尽力仿效唐宋诸贤，写出来的总带有
日本气息，与中国的汉诗终究隔了一层。这似乎是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但
我相信研究者的努力定可探究出其中的奥秘。古典文学界应当开拓自己的研
究领域，打破固有的樊篱，把视界展向域外的汉文化区，这将会带来新的收
获和新的见地。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闲堂、蜗臾两位前辈的诗评。程、孙两位先生既是渊
博的学者，又是极有造诣的诗人，这就使得他们的评语简约而隽永，既具理
致，又富情韵，实是古体诗歌评论的别开生面之作。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
1958 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
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20 人，有范文澜、
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
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 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
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
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
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
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同志，或在中华书局
呈送的报告中加以批示。但那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编辑，对这些情况是
不了解的。我只记得1963 年，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是南京高二
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让他找人看看。
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
见，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那时我对燕铭同志，只知道他在
二三十年代曾从吴承仕（检斋）先生治国学，在北京上大学，似乎还在大学
教过书，仅此而已。“文革”当中，有一次，造反派曾把齐燕铭同志扭到中
华书局来批斗，我记得当时他站在批斗台上，回答问题，态度从容，思路清
晰，凡是涉及金灿然同志在执行出版方针中的所谓罪行，他都包揽过去，说
这一切都应由他负责。结果，也斗不出什么名堂，就草草了事，押送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燕铭同志任组长的第一届古籍小组，可以说是抓了三件
大事。第一件是制订文史哲三大类的整理规划，这个规划现在看来似过于庞
大，实际上也确实难于在短期内完成，但因出于对古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之
手，因此制订得非常细致周到，不但开列书名、作者，还列出所用的版本，
有些书所列版本还不止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一规划对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
价值。第二是抓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点校，
《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影印，为古籍整理的科学性起了
示范的作用。第三是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专门人才。那几年
（即六十年代前半期）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现在很多已成为我
们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队伍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对一些稿件处理上，可以看出齐燕铭同志尊重历史的公允态度和实事
求是的科学作风。
大约60 年代初中华书局拟印行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其中有一段涉
及台湾问题，与《明通鉴》等书中提法有所不同。是照原书印出呢，还是略
为改动几个字，当时曾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特地为此写了一封信专
门谈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很值得介绍，今将全文引录于此：
“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
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
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
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中国可
知。以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
排比而观，本无抵牾（荷兰人、日本人皆曾侵占台湾，观各记载，荷日不过
海寇性质，当地居民固仍为土著与中国贫民）。《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
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又在中华书局的报告上批
道：“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上面这封信真可称得上是一篇学术笔记，既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观点，又
有札实的文献史料。“原文付印，不必改字”，表现了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
还有一件是编印王国维集的事。1958 年7 月，中华书局曾为重印《王静
庵遗书》事向外界征求意见，当时曾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照原样整部重印，
不删不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