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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如此，使读者获得一种来之不易的厚实感。著者似乎不放过张孝祥生平
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也会安排一长串材料。我知道著
者是没有考证癖的，但似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迫使她去穷搜究讨，这种不
厌其烦的心态不是更能表现出一种以全身心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吗？
有不少地方确实发前人所未发。如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过去的一些
文献记载总抱有一种为贤者讳的态度，实际上是视此为张孝祥一个不小的疵
点。书中引用详确的材料，说明张孝祥实在与汤思退没有政治上的牵连，更
从张孝祥一生的大节着眼，清晰地表明张孝祥与汤思退之间在事关和战的大
局上明显地划出一道界线。又如从绍兴二十九年罢官至建康留守，过去的研
究对这几年实在未有触及，以至形成张氏行迹中的一段空白。著者则从为人
忽略的常见材料中，写出那一时期宋金采石之战前夕，张孝祥出于对国事的
忧虑和关怀，奔走大江南北，向一些主战派人士进言，希望朝廷能作积极防
御的准备。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著者还利用前些年在江苏省江埔县出土的其
子张同之墓志，勾稽出这位豁达大度的诗人兼政治家，在年轻时还有一段爱
情婚姻的悲剧。陈寅恪在概括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出三点，其中之一
即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作综合的考察。著者在论述张氏的爱
情悲剧时，确是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近代中国学者开创的传统治学方法的。
我真佩服著者身居香港的繁华之地，而能沉潜于原始资料的搜讨。顾炎
武在《日知录》自序中曾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
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
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
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覆寻究，仅得十
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这番话表现了顾炎武对当时有些人以贩卖现成
旧材料自诩的讽刺，以及对自己治学的严格要求。黄珮玉女士确实也是如此。
她所引用的宋代史籍、文集、笔记、类书、方志，既有常见书，也有生僻书。
即以她所考的张孝祥之子同之事迹，所引之书，根据我所记录，以论述之先
后，即有弘治《滁州志》、《宋会要辑稿》，陈傅良《止斋集》制词，《历
阳典录》，桐城《浮山志》，陆游致张同之诗二首，以及周必大《文忠集》、
张镃《南湖集》中诗各一首。应当说，对张同之的考述，并非全书最为用力
之处，但即使如此，所引之书已非一般，由此也可见著者是以怎样一种严肃
的态度来从事于此的。
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有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写这样
的传记，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
作家的生平事迹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
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核验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
变化，要做到这套传记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价是如何的
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生平的再探索必须以此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是
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以达到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做成了，则将是一项中国
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从事
专书的研究，这是深层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
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宋代
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著作分别作了专题性的研究，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基
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从这样的一种研究格局出发，作为一个大陆的古典文史研究者，我确实
感到应当感谢黄珮玉女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它会使我们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学术上的责任，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能有一个较高的品位。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黄珮玉女士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先后
同学。我1955 年毕业，她1957 年毕业。但在校学习期间，我已记不起来是
否曾与她说过话。她在校时曾在中文系学生会担任过工作，性格开朗，有组
织能力，我曾见到她有条不紊地主持过中文系的全体同学会议。毕业后我留
校当助教，不久就历经坎坷，她则任教于西安、广州等地，彼此不通音讯。
“文革”后她到北京时曾来看过我，匆匆一聚。1992 年、1993 年春我两次到
香港作学术访问，她都来带我在香港游览。她本在香港出生，后在大陆求学、
工作，“文革’后回香港定居。在一般人印象中，她可以安安稳稳过富裕日
子了，却不料她为了事业的追求，竟辞去职位，专心一志地写书。人间得失
本无一定，从世俗的眼光看，她可谓失去的太多了，但在这些年中，她先有
张元幹研究的专著问世，现在又拿出篇幅更大的张孝祥研究，这到底是失还
是得？二张是词史上的关键人物，没有张元幹和张孝祥，也就不会有辛弃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研究宋词，要研究豪放派词和大词人辛弃疾，就
不能■过黄珮玉的这两部书。但是，我总觉得，珮玉女士实在是生活得太累
了，她总是倾全力于事业，以致忘却自己的生活，对于个人来说，实在是失
大于得。这在香港社会，实在是非常艰辛的。我不善于安慰人，对于这位已
饱经沧桑的老同学来说，也不必再作文字上的慰藉，我只能说，学术工作恐
怕就是要安于清贫与寂寞的，而且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能相安于清贫与
寂寞，也未始不是一种美德，一种超越。这算是这篇短序临结束时聊以互勉
的话吧。
1993 年暮春
注：该文是为黄佩玉《张孝祥研究》所作的序。
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1989 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
辩的时间原定于6 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
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
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
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
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
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
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
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
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
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
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
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
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纤琐”，“江湖一派
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
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
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
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
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页
323）。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
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
加以体认，这就有可能超越于某些传统观念的个人感情好恶，使人们可以真
正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陈寅恪语）。
如江湖诗人的所谓谒客身份，书中不仅在正文中专辟一章，即第二章《文
化传统的倾斜》，作专门的论述，还在附录中以大量材料，分类考析行谒的
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
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不知他人读后感觉如何，我个人是，学句时髦
话，是读得非常过瘾的。从来还没有把江湖诗人的谒客身份如此详细地讨论
过。行谒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乞钱，但为什么到南宋中后期在诗人中竟形成如
此一个群体，以致可以说是一个阶层，这之中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行谒对
当时的诗人心理产生哪些失衡，他们又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使之平衡？书中都
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这样的结论：“由于
江湖谒客的出现是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身
上所反映的诸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尤其是对南宋社会
的理解”（页350）；“以往学者研究宋代知识分子，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
形象，而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们的探索便是
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期加强对宋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