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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为我们展示了唐五代人物通过诗作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以及各种社会联
系的具体而生动的图景，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已经不限于查找人物交往，
也不限于订正某些史实错误，它使我们从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观察到那个社
会，使我们对唐代诗歌据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进一步切实的了解。汝煜同志
和其他几位参预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实践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原来的
很不具体的设想。我相信，正如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所说的，他们的工作
“必将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和感激”。
我之所以说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近些
年来，这种编制索引的工作可以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夹挤。所谓内，是当前
学术界中一些相当流行的看法，即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搞资料工作，看不起
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史学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危机也就
在这里。既然如此，则比起资料整理、史事考证来技术性更加突出的索引编
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谓外，是出版界中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
的倾向。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版界要改变过去单一的产品经济
模式，参加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视经营中的经济效益，这不但无
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各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出
版社迫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肯定会减去不少市场销售不甚理想的书稿，
而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性较强的索引书稿必然会在首先“整肃”之列。
这种情况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是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但这是现实，
而且可能短时期内不大会有改变。那么出路何在呢？
我认为出路还在于我们自身。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
文化积累的工作。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拿2000 多年前太史公那句“藏之名山”
的嘉言来作为立身的守则，但确实要有对自己工作的一种信心。在这里，我
认为对资料工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对历史研究，
包括文学史研究，过于强调对揭示历史规律的要求，殊不知在学术研究中要
发现或揭示规律，需要有多少的积累，要进行多少具体的研究。在未取得许
多的具体成果之前，所谓揭示规律，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解
决不了实际存在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在过去那种空阔的要求下，具体历史过
程的叙述和研究被忽略了。我感到，我们现在，对文学史上的好些情况，一
般的谈谈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求你把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某些必要的细节，清
清楚楚地、有根有据地说出来，有时是会作腊的。研究历史，一个必不可缺
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
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出不少原因，
不过我想，从研究本身来说，弄清事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容易在短期内见
成效，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它只有靠文献记
载下来，而各种记载可能彼此歧异，又可能有缺漏，有些更可能会有掩饰、
伪造，这就需要广搜博讨、爬梳抉剔，把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具体
地理清楚，这实在是一件艰苦细致、穷年累月的差使。在当前讲究“短期效
应”的趋势中，更不容易做到。但就学术工作的整体来说，这又是非做不可
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
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但“热”又怎么
样呢？清朝的阮元在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当时的一
种学术风气，叫做“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这确乎很热了，但结果又是怎
样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
看到汝煜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所写的工作中种种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等情
况，我很有同感，也受到鼓舞，我觉得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在踏踏实实地
前进的很好的例子，也是古典文学界必然会取得更大成果的迹象。
对于出路的第二个想法，是在竞争中力求高质量。可以预计到，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出版竞争会是相当激烈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参加到这个竞争的
机制中去。出版界的一个叫得很响的口号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
是一个“理想王国”，实际上恐怕是很难达到的，而且所谓统一，标准又是
什么呢？也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可以测量的标志。根据目前我们的经济水平和
文化条件，学术著作的出版要达到这个统一，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于是不得
已而求其次，叫做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也要出，这就要量力而行了。因
为所谓经济效益差，就是赔钱，不过我们发明的术语多，能说得高雅一些。
出版社不能老赔钱，这就要选择了。这里就会有种种门道。当然，不能保证
在这之中不会出现歪门邪道，但从总体来说，质量高的总归会占上风。可以
说，以学术著作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是彼此间的质量竞争，优胜劣
败也将会起支配作用。对于这种竞争的形势，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要随时
调整本身的结构来适应这一客观现实，力求使自己的成果通过竞争得以社会
化。
以上两点，是我从本书的编纂所想到的。由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我更觉
得这两点想法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使我惊异的，是编纂者竟如此广泛地吸收
以往的和当今的学术成果，并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和解决了那么多的具体
问题。这使我进一步坚信，索引和资料工作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编制索
引和整理资料，是学术事业中的服务性行业，它有着强烈的利他的性质。但
是它要服务得好，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
即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研究者。这使我想起30 年代至40 年代在我国古籍
索引事业上作出很大贡献的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这个引得编纂处，在
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竟编纂、出版了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 种共
81 册，其中不少种在运用科学方法编制古籍索引方面具有开创性质，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而主持者洪业先生所写的长达数万言的《礼记引得序》，后来
得到法国铭文学院的赞赏和推许，获得了1937 年度巴黎赠予的茹连安奖金。
他的另一篇《春秋经传引得序》竟近10 万字，简直是一部《春秋》经传沿革
发展的学术史专著了。引得编纂处就是因为他们的严格追求学术性而站住脚
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据王钟翰先生所写的回忆文章《洪煨连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
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 年4 月版），当时在引得编纂处工作的，除主任
洪业先生外，只不过编辑三人，经理一人，抄录员五人，后来增设校印所，
即把印刷机械也包括进去，总共也不过15 人。但他们竟出了这么多高质量的
工具书，平均每年出版二三种三四册。王钟翰先生的文章曾总结引得编纂处
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为6 个字：有钱、有人、有责。也就是有一笔固定的
经费，专款专用；善于吸收和识拔有专长、有事业心的人材，像聂崇岐、翁
独健、周一良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引得编纂处工作过，从中受到良好的培育；
各司其识，责任明确，权力下放，发挥主动性。这样的经验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现在有些做得到，有些还做不到。即以第一项而论，汝煜同志他们就不
免略逊，以致他们要印研究成果《交游考》，还得另外申请经费，争取在《徐
州师院学报》另辟增刊来加以解决（附带说一句，《交游考》最好与《索引》
合在一起印，成为一部书，以便对使用者对照阅读，正好象考古发掘报告与
研究同编为一书那样）。
汝煜同志与我分处南北，我还未能通阅索引的全稿，但他与可先同志合
写的《全唐诗人名考》（《徐州师范学报》1987 年第4 期、1988 年第1 期），
我是细心阅读了的。除少数略可商榷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有助于对唐代诗人
事迹的考证。我相信，谁要阅读《全唐诗》，谁要查考唐五代人的生平事迹，
进而言之，谁要了解唐五代人通过诗作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是不能绕过
这部索引和这部考证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如果有10 部、20 部这样的著
作，那么我们整个研究的水平就会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勤恳
的耕耘者。我相信，读者今后在查阅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首诗篇的时候，
是会想到编纂者的辛勤的。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吗？
1988 年夏
注：该文是为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所作的序。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1988 年夏，吴汝煜同志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脱稿，并交付上海古
籍出版社之际，我曾应他之约，为这百余万字的书稿写了篇序言。在那篇序
言中，我曾对当时刚开始不久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老
实说，那时我对出版难的问题虽有所感觉，但感觉并不严重，而且对克服困
难的信心还是很强的，因此提出作为我们研究者自身如何提高著作质量，以
求在竞争中取胜。我想，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
事的这一项事业的，而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却远不是致富入仕的门径。
陶渊明早就说过，“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似乎注定是一条清贫的道
路。但他老人家也一再地说：“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岂无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