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供参阅。
1960 年8 月22 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
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
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
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
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
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
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1960 年8
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
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
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
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12 月12 日给杨荣国
的信：
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
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
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
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
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
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
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
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
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
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21 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
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
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
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
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
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
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
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
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1961 年1 月6 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
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
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
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
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3 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
（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
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
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
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有
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 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 年3 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 年3 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
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 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
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 年1 月10 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
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
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
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
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
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
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
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
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
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
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
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
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
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
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
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
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
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
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
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
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
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
所获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
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
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
梦》，与40 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
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
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
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
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
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
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
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
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
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
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
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
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