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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白、杜甫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
术表现手法等几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比较，从而也探讨了李、杜各自的创作
特色。我曾查阅过在这前后的论著目录，并根据自己的回忆，当时还很少有
对李、杜作这样深入的研究的。特别是书中提出：一种审美趣味之形成思潮，
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理论主
张。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创作上普遍追求某种倾向时，也在理论上进行着同样
的探讨。因此，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
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当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必须如此（见
该书第103 页）。这种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文艺思潮，也就是
他在五、六年后写成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立论的基调：
“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
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它的艺
术特质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
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某种重要的文
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时可能并不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有时甚至很
少或竟至于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述，他的文学思想，仅仅在他的创作倾向里
反映出来。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里，
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大量的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因此，
研究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之外，很
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了对
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的研究，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
发展史，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
我之所以引这一大段话，一方面借以说明，《李杜论略》是人们怎样地
还在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以及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中摸索行进时，已经提出
极可宝贵的一种新的思路，而可惜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想说
明宗强兄是怎样地从这一可贵的思想萌芽出发，坚韧不拔地（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步履艰难地）前进，终于对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有了成熟而明确
的思考。
许多年来，不少学者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总是把材料局
限于一些文论和批评著作，把古代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论研究混同起来。这
样时间一长，就材料显得雷同，立论不免单一，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隋
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于研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是一个突破，
它的意义不仅是扩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范围，而且是为文学思想史的研
究树立一个高的标准，把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创
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著作结合起来。这些年来其他学者也在
作，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论述三百年来文学
思想演进的轨迹，以实际的业绩说明这种研究思路具有规范的性质，这就极
大地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但宗强兄不以此为满足，他又以此为起点，继续思考着如何深化研究思
路，开拓研究格局。他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在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
想史》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出一种新的研究设想，即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
这一次他是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认为要真正确切地阐释文学
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必须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
因又甚为复杂，有政局变化的原因，有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
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作为这一思考的成果，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一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一思路，当同时体现在他的《魏晋南北
朝文学思想史》中。我认为，这是他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
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
士人心态的研究，实在是一个综合工程，它在许多方面已突破文学的范
围，它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牵涉到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
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
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等。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海外有些
研究者，也有以中国古代的士为研究对象写成专书的。但就我的见闻所及，
这些书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图解式的研究框架，往往把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
教养的士人，作简单的概括，归纳出几个统一的概念范畴，有时又把简单的
事情复杂化了。比较起来，宗强兄的工作则“实”得多。他的目的很明确，
研究士人心态，是为了更深一层地探讨文学思想演变的原因，研究文学创作
所包含的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形成的社会因素与作家的心理因素，而他的立
足点又在大量史料的搜辑与辨析上，对牵涉到形成士人普遍心态发展的具体
事件，其前后因果和发展脉络，作细致的、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可以想见，
这一工作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但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还要求
有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能够从政局、社会思潮的迅变和剧变中敏税地把握
士人心态的走向起伏，并从这些心态变化所引起的艺术情趣中去细腻地辨认
其审美风尚的性质与价值。同时，还要求研究者不但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还
要有细致地审核材料的严谨学风与功力。另外，不言而喻的，是要求有一种
真正做学问的气质，如陈寅恪所说的，要有一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
志尚。我觉得，宗强兄于此三者都是胜任的（他的《唐诗小史》艺术感受的
新鲜与细微，简直可以作为美学著作来读）。我想这不是我亲其所好的阿私
之言，这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就是明证。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年来
又因种种原因，事情杂乱，几乎达到杜甫所说“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
来相仍”的程度。但接到宗强兄所寄的这部书的复印稿，一天繁忙之余，于
灯下翻开书稿，读了几页，心即平静下来，读着读着，感到极大的满足，既
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譬如书中讲到嵇康被杀的最根本的原因，作者不同意嵇康因与魏宗室连
姻而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旧说，认为嵇康执著于“越名教而任自然”，“这
样执著，就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就
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又说“嵇康却是处处以己
之执著高洁，显名教之伪饰。而伪饰，正是当时名教中人之一要害。”“嵇
康的执著的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他之为司马
氏所不容，乃是必然的事”。这种从当时当政者与嵇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
感情尖锐对立来分析嵇康被杀的悲剧结局，无疑是深刻得多的。又如论西晋
名士心态，将其归纳为：“贪财，用心于和善于保护自己，纵欲，求名，怡
情山水和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
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这与一些治美学史者好谈晋人风流，比
之若神仙中人，何啻深浅之别。书中又并不将此归结于士人本身，而追溯到
因政无准的而导致士无特操。又如东晋士人，过去史书上描绘的，大多是宁
静、高雅、飘逸，一种洋溢着这样意趣的人生境界。而书中指出：“这种追
求潇洒风流、高情远韵、寻找一个宁静精神天地的心态，千古以来一直被看
作是一种高雅情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精神的美。但是，如果考虑到其时的
半壁河山，考虑到中国士人的忧国忧民的固有传统的话，那么这种高雅情趣
所反映的精神天地，便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
自慰。”从偏安的局面，遂论及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以至他们的审
美趣味，以及一代文艺思潮的形成，既合乎逻辑，又生动具体。
我认为，由这几个极少的例子，已足可看出士人心态的研究对于文学思
想史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这是宗强兄经过几年的思考，继《隋唐
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对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象《玄
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样著作的出现，有象罗宗强同志学识修养与人品操守
那样的学者在不断工作，作出成绩，是不是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走
向成熟呢？我谨借此表示这一虔诚的愿望。
1990 年秋冬之际，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所作的序。
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
道衡先生于1985 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时，我正
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分管文学编辑室的业务。在此之前，中华书局也出版过
一些学术论文集，但著者都是七八十岁或已去世的老学者，如游国恩、余冠
英、王季思，以及孙楷第等久负盛名的前辈耆宿。那时道衡先生只不过50
开外，按照中华书局的惯例，似还轮不到编印个人学术论文集。文学编辑室
诸同仁遂为此事与我商量，我们一致认为此例当破，遂毅然付印，结果反应
极佳，赞誉中华书局不但为中古文学研究作了一件好事，也为像道衡先生那
样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的学者稍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现在，我忝为中华书局总编，却接到道衡先生告知，说他应台湾文津出
版社之请，拟将近年所作之文续编成集，并请我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