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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那末为什么
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
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
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
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
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
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确实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
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
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
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
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
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
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
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
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
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
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
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
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
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
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
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
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
一生埋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复自力
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
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
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
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
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
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
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王僧虔
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
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
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 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 周年暨复建10 周年，《清华大学学报》
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
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
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
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 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
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
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
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等先生的检讨，在北
大及毕业以后，又得到钱钟书、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等先生的教谕。各
位先生，包括在此之前的闻一多、朱自清，及再早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
恪等前辈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学术路数各有特色，但我感到其
中总有一种共同的、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
西。
这种共性是什么？我想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宏观微观相结合，似
乎过于笼统。疑古、释古，也似乎只就研究范围的某一方面而言（如特别是
对过去历史的态度）。我建议，是否可就清华人文学系，从20 年代起在学术
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有计划地逐一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研究。我想，这样的
学者至少总得有二三十位。如果我们对这二三十位学者治学道路和著作成果
一一加以剖析和总结，并联系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思想环境，我们就
会对清华的总的学术风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曾对陈寅恪和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思想作过一点探索，写过几篇文章，
也细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古代文史研究的论著，再结合大学
时听课所得，清华的学风使我受到教益的，可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
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
整个研究思路总蕴含有一种清晰的文化意识。二是能着眼于当前的现实，具
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而又能沟通古今，并不牵强于什么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
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如闻一多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吟
咏：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但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
理性精神是清华学风中最可珍贵的。
热中求冷
《中国文化报》的编辑陆璐，写信给我，说她负责的“文化生活”版近
期内新开辟“人生旋律”栏目，要我写一篇短文。一见“人生旋律”四字，
不知怎地，就忽然联想起目下所谓“潇洒走一回”的时髦语。我从1958 年开
始就一直做编辑，每天无非是伏案看书，执笔改稿，而且做的又是古籍编辑，
面对的无非是圈圈点点，早已被人讥嘲为“短饤之学”。这样的生活，实在
无“旋律”可言，因此苦于无从下笔，不敢交稿。
但年岁毕竟大了，可能是人生通病，年纪越大，越爱回头看，觉得有些
事，细嚼起来倒还有味道。这样，慢慢地也领悟出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道理。
我于1955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做助教。开头几年似乎过
得还不错。正好碰上所谓“向科学进军”，又所谓“风华正茂”，年轻人在
一起，颇有点“指点江山”的劲头，头脑发热。忽然，1958 年初通知我，说
因1957 年夏中文系几个人想搞同仁刊物，我也在内，就补划我为右派。随即
从北大贬出，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那时自我感觉似乎忽然
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 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我所
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
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
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
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
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也可算是我的乡先辈，小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
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
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
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
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
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
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
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
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
身份。
那时商务总编是陈翰伯。他也是文人，对像我这样的人似乎不放在心上，
有点听之任之的味道。在商务只几个月，后来改入中华书局。商务那段短暂
而悠闲的生活，算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这种“热
中求冷”，或许也可算是“人生旋律”吧。
1958 年7 月到中华书局，马上转入纷繁紧迫的编书生涯。刚到中华，在
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在1958 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
要推倒重来，说是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毒
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300 首来加以消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揭露其
黑暗面，重点收录所谓民间谣谚，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再加上白居易、杜
荀鹤等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只选诗，还要在注中表现批判的观点。我从
北大出来，总算学过一些新理论，就把我作为主要劳力，晚上加班，星期天
上班，赶在当年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