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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椠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20）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椠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郘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下钤朱文小方印，文为“蒹葭楼”。）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马叙伦先生著《石屋馀渖》，“米海岳论书法”条说米自己说，得笔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黄晦闻书”条说黄先生仅得“骨、筋、风、神”四面，也就是还缺少“皮、肉、脂、泽”四面，我想这是当行人语，很对。且说这件字条，十年动乱中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有闯过这个难关，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辞，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四 马幼渔
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一九四四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五 马一浮
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精旧学，尤其是子部。也许因为在这方面钻得太深了，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诗书而远于现实。正如马叙伦先生在所著《石屋馀渖》“马君武”条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