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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壹肪�36，《上皇帝书》）。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
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个人感情上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王安石十分钦慕，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嘉伯年间，二人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两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彼此相敬重，相处“特友善”，他们和吕公著、韩维四人，当时被称为“嘉祐四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甚至因政见不合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在感情上并未完全破裂。司马光一直认为：“介市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卷63，《与吕晦叔第二简》）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也还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4，转引顾奎相：《司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病故，噩耗传来，正在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还特写信给执政的吕公著，嘱其“优加厚礼”（《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吕晦叔第二简》），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以上事实，说明司马光确是一位光明正直的“君子”。
总之，作为封建时代一位伟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不愧是一代名儒大贤，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神遗产。对于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司马光传》
2．《宋元学案》卷7、卷8《流水学案》
3．《司马温公集》
4．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
5．《传家集》
6．《皇朝文鉴》
7．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
8．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
关学开山 张载
（1020——1077）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为他家居关中，他开创的学派后人称之为关学。张载的关学与同时代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理学四大派。封建王朝在张载死后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二宋理宗封他眉阝伯，“从祖孔子庙庭”。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都被认为是理学的代表作，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他的学派和他的哲学思想，在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中有重大影响。他创设的、“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宇宙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气和阴阳说明世界运动的哲学体系。
一、研百家之学 归六经之业
张载字子厚，祖上世代居大梁（开封）。他的家庭是一个仕宦世家。祖父张复，在宋真时任过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朝官至殿中丞，出知涪州，后来就死在涪州任上。父亲死时，张载和他的弟弟张戬都很年幼，没法回故里，于是侨居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乡），所以后人又称他为张横渠。
张载幼年早熟，父亲还在时，他刚开始从师读书，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志向和学习的自觉性，得到家人的赞赏。父亲死后，环境的锻炼，更养成了他一种自立精神。他刻苦地学习，兴趣非常广泛，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他都加以广采博收。他与陕西分阝县人焦寅关系很密切。焦寅喜欢研究和讨论军事问题。年轻的张载也喜欢议论军事与边防问题。因为当时的陕西一带，正受到西北边的西夏国的侵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21岁的张载决心投笔从戎、立功边陲。他给当时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写信，表示愿意联络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现在的甘肃一带）。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信中看到这个青年有远识，能成大器，就勉励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引导他读《中庸》，学儒家之学。范仲俺的指导，对他以后走向学术道路，有很重要的影响。
张载按范仲淹的指引，读完了《中庸》，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他坚持在学术上进行自己的探索。他研究《老子》、《庄子》和道教的书籍，也阅读佛教的著作，经过研究和比较，最后他还把自己的学术放在儒家文化，以儒家的六经为依归。
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学的地位有所降低，佛教、道教盛行，到隋唐形成三教并行的局面。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荡，人们感到：传统儒学无论是章句之学或者是天人感应理论，都不能继续担负起维护纲常名教、维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而佛、道二教崇尚虚无、不涉实际事务，更不适合社会政治的需要。重新确立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就需要对儒学进行再创造，这是北宋时代的文化思想界的任务，范仲淹关于读《中庸》的指导反映了这种时代的思潮。年轻的张载，他开始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学术局限在儒学一家之内，他要探索，要比较，因而广采百家之学，最要的是佛教和老庄。一个是外来文化，经过晋、唐时代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已经能与儒家争席。另一个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在它身上，产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张载和同时代的周敦颐、二程兄弟，都无例外地研读过佛、老著作并从其中吸取了哲学营养。他们都看到过去的儒学，只讲伦理、政治与人事，而与宇宙本体论脱节的倾向，所谓天人二本。于是他们在批判佛道之学空虚不涉世事的同时，又学习了佛道思想建立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方法，来解决儒学体用分离的问题。
张载努力学习当时的各种自然科学，他不象周、程那样从佛道二家吸取宇宙本体论的内容，而是决心走自己独立的学术道路。他把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到儒家的哲学中，从儒家六经中讲宇宙论哲学最多的《周易》入手，撰写了《横渠易说》，这是他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开端。《宋史·张载传》说他元花初年曾经到京城讲学，坐在虎皮椅上讲《周易》，听讲的人很多，可见他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是很自信的。
张载的学问没有系统的师承，他从无所不学到返归儒宗，与范仲淹的引导有一定关系。他研读佛道而不援用佛道的思想内容，却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周易》为理论框架建构自己的体系，与关中传统的学风有一定联系。早于张载的关中学者如申颜、侯可等人，他们的特点也是注重自然科学，讲求学贵实用。张载虽然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张载的学术，主要来自他自己刻苦的学习和探索，在构造新儒学的潮流中，能开风气之先，也得益于与同代学人的交流。他与洛阳二程兄弟是亲戚，论辈份，他比二程大一辈，二程称他为表叔，年纪也比二程大十来岁，由于共同的理论爱好，他们之间过从甚密，经常讨论学术问题。就在京城讲易学的时间，他们一起讨论了道学的宗旨。据原是张载学生、后来又为二程弟子的吕大临描写这次讨论的情况说：“先生涣然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所谓“吾道自足”，一方面是说儒学的道统本来就可以包容一切，不必借助佛教、道教等其它流派。同时也说明张载创立新的儒学体系的信心。后来二程的弟子为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想把张载的关学说成学自二程，被程颐本人斥为“肆无忌惮”。说张载的学术学自比他少十几岁的晚辈二程兄弟，当然是悖于事理，不过关学与洛学之间有思想交流，这倒是合乎实际。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张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经37岁了，这一年，他考取了进士，开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于礼教 经世以致用
张载一贯的主张是为学须与政术结合，他大力宏扬孔孟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有益于实际的治道。关中学风的特点除了重视自然科学外，就是特别重视“以礼为教”。还未及第时，张载在关中已经有很高的声誉，文彦博在长安任通判时，曾聘请他到学宫讲学，得到长安士子的尊重。登进士第后，开始授祁州司法参军，以后又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在县令这种亲民之官的位置上，他开始贯彻自己“明礼教、敦风俗”的政治主张。他任云岩县令期间，经常在一个月中选择一个好日子，准备一点酒席，召集乡里的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