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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和前面说的就完全不同，杨修之死的责任完全在曹操一边。
看来，杨修的死因，是有很多版本的，也很难有统一意见。但说他是专制独裁者刀下的牺牲品，肯定不会错。杨修死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盛之年。一代人才就这么死了，确实使人非常痛惜。
杨修之死留给秘书的启示
再回到杨修的秘书身份上来，看看从他身上能吸取什么教训。
坦率地讲，从秘书学的角度看，杨修根本不了解秘书工作的性质，虽才华出众，却不具备领导人秘书的素质，因此难免遭杀身之祸。
其一，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秘书人员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修养。通常所说的政治修养，主要是指觉悟性修养，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工作中注意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讲原则，讲团结，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杨修却严重背离了这条原则。他和曹植结成小帮派团体，为曹植争夺太子地位出谋划策，挑拨曹氏兄弟不和。曹操一直认为，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打败袁绍，主要是因为袁氏上下不和，子孙互相争斗，否则他是难以轻易拿下河北的。可以说，帮助曹操战胜袁绍的正是各为其主的袁氏谋臣，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袁氏子孙争斗不休是导致袁败曹胜的决定性因素。袁氏前车之鉴，曹操岂能很快忘记。因此，曹操心中最厌恶、最担心的人，莫过于挑拨自己的子孙互相攻讦的人。而杨修为了自己将来的飞黄腾达，偏偏选择了一条用助曹植夺权的手段来谋求今后更大发展的道路，因此说，杨修的政治性是不强的，曹操以“交结诸侯”之罪杀他，实在不冤。
其二，秘书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秘书是为领导人服务的，作为领导的助手，秘书的劳动成果往往是通过领导的工作成绩体现出来，而不能独立地显示秘书自身的成绩。秘书工作具体而繁忙，加之机密性强，因而很少出头露面，留名留利。杨修却完全相反，凡是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似乎都少不了他；凡是可以显示自己才华的时候，他几乎每次都要表现一下；他的风头出得比领导还足，得到的虚名甚至远远超过他的顶头上司曹操，这样的秘书，领导怎么会喜欢？曹操具有雄才大略，但为人多疑，阴险奸诈，好表现自己。他要处处表现自己才气过人，以赢得部下的拥戴。他在门上写个“活”字，在盒上写“一合酥”，如果是自己揭开谜底，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杨修却只顾为了出风头而卖力地表现自己，当然会引起曹操的忌恨，从而导致杀身之祸。
其三，领导人秘书要做到没有根据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事不做，并且特别要注意，当领导人不在时，别人提出任何建议和要求，秘书只能负责传达，未经领导授意，决不能代替领导答复或许诺，更不能代替领导作指示，否则就是严重的侵权越位行为。由此来对照一下杨修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杨修实在是过于轻狂，仅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杀他，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四，领导人秘书由于职业的关系，往往能够掌握较多的机密，对领导人的想法也比较了解，心思也摸得准。本来，作为秘书的杨修应该利用这一优势，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工作的要领，把工作做在前面，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杨修随意揣摩领导的意图，多次“漏泄魏王训诲”，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秘书，能说合格吗？曹操以泄密罪杀他，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其五，秘书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不论写文章还是办事情，都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忠诚于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事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反映情况，处理问题，不撒谎，不掺假，不缩小也不扩大。决不能背着领导另搞一套，更不能故意欺骗领导。作为曹操的秘书，杨修在此方面，是做得不怎么好的。他与曹植联合欺骗曹操，本来就不应该，而在汇报吴质的问题上又被对手陷害了，从而使曹操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认为他不忠诚于自己，最后借故把他杀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现代对秘书职业的要求，秘书人员当然还必须具备其他多种素质，如认真、细致、周到以及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等。但仅从以上五点分析来看，作为领导人秘书的杨修，在素质上确实存在不少缺陷，他的死，确实可以使我们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借鉴。（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世说新语》、《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